李汲也知道李泌所言有理，他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否则也不至于因为“五不可留”，要赶紧逃离朝堂了。

象李泌这般相从天子于微末，再起便一步跳到三品，并非唐代任官的正途，说句不好听的，这叫“倖进”。打从官僚阶层成型以来，人皆鄙薄倖进之徒，或许也就李泌例外。

所以李泌的经历真的很特殊啊，自己根本无从仿效。

除非……我趁着李倓彷徨之际，去依附他，并且最终辅佐他改天换地，荣登大宝？

只是对于要不要扶李倓，以及该怎么扶这事儿吧，李汲还没有想好，况且看李泌的态度，必然是反对的，因此他也不便将此事明宣于口，请求对方的指点。由此婉言谢绝李泌的所谓中策——

“不是……小弟的意思，每年数百上千士人科举，能得明经、进士的不过寥寥数人罢了。即便如杨炎那般家学渊源，也数试不中，最终只能应了建宁王的礼聘；而阿兄既然未曾赴过考，又要如何举小弟于龙门之上呢？”

你自己都没经过高考，就说能教出高考状元来，谁信哪？！

不等李泌恼羞成怒，勃然变色，就赶紧躬身请问道：“下策又如何？”

李泌强自按捺胸中的不快——你竟敢怀疑我的才学，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心说看起来这小子主意已经拿定了，既不愿随我归隐，也不乐意循正途入仕，罢了，罢了……喘了两口气，便回复李汲道：“下策是：你若欲仕，且不甘屈身下僚，庸庸碌碌终此一生，则必先设法改为文职。”

李汲闻言，不禁皱眉。他知道唐朝的风尚有些重文轻武，别看安禄山权倾一时、郭子仪名登宰辅，那终究属于特例，若把整个文官队伍和武官队伍相类比，则文官升晋起来，以及可能达成的高度，都要比武官优良得多了。再者说了，就同一层级相比较，安禄山曾受制于李林甫，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

只是——“阿兄，弟实于诗文无甚兴趣啊，唯于武事，近来倒多方求师，刻苦操习……”

若在初唐之际，李汲只要花几个月好好练练毛笔字，再背诵几段经典，以他的古文基础，文通字顺是没问题的，这文官大可当得。然而开元、天宝以来，朝廷日重文辞，秀才科长久不开，而进士科也远迈于明经科之上，那想做文官就得会写诗啊，我哪有那种禀赋？

即便有吧，这都快二十了你让我现学平平仄仄平平仄？

李泌提醒他说：“郭子仪虽被命为宰辅，其实不能干预朝政；而房次律书生也，却曾受命统领诸军——文官之途，实比武将来得宽广。”

唐朝真正的顶级武官，本来是十六卫大将军，品位虽尊，却不能干涉政事。其后府兵制崩溃，边境多用募兵，最早一批节度使也泰半是文职，比方说鲜于仲通、章仇兼琼——鲜于仲通还是正牌的进士咧。即便郭子仪，虽然是武举出身，也曾多次担任过地方郡县或都督府长史，而长史、司马、管记乃至参军等职务，理论上也全都是文职。

李泌说了：“纯粹的武夫而能得登节度使高位者，多是蕃人，如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等。上皇多用蕃将，社稷几乎倾颓，此前车之鉴，吾亦曾多次向圣人进言也，必不足为后世法。”

也就是说，李亨在叛乱基本敉平，社稷危而复安后，是一定会变更上皇故政的，多半会约束蕃将，且仍旧以文官出任采访使、节度使等地方军政要职，你若是只走武途，道路必定越走越窄啊。

李汲皱了皱眉头，最终还是忍不住反驳道：“弟却以为，此番叛乱真正的缘由，并非上皇重用蕃将……”

李泌横他一眼：“是何谓也？”

李汲就此开始长篇大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安禄山的叛乱，肇因是重兵俱集边庭，外实而内虚，否则的话，即彼敢起异心，又岂能长驱直入，连破两京啊？而之所以外实内虚，端由府兵制崩溃，而只能招募长征健儿，抵御契丹、吐蕃。那么府兵制因何而崩溃呢？其由在社稷久安之后，田土兼并日益严重，贵族、官僚地连千顷，百姓却无尺寸之田可授。百姓无田，而欲其岁充军役，为府兵，可乎？

“所以一切问题的根由，都是土地问题，是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此引发连锁反应。继而士人多行文途，少履武行，明经胶柱、进士雕虫，则自武勋之家式微后，只有蕃人才肯因武功进身——他们也只能因武功进身。

“鲜于仲通挫败于南诏，章仇兼琼之功实在于文政，难道文职的采访使、节度使，真能临阵摧敌，开疆拓土吗？由此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辈才能进用。

“然而上述三人，终究是忠臣，即便蕃将之中，最终掀起反旗的，也只有安禄山、史思明等寥寥数人罢了。要在内虚外实，边庭募军之势既大，必然威胁中央，即便其首领不是蕃将，也迟早都会酿成祸乱。故谓叛乱之起，并非肇因于上皇重用蕃将——且时势如弟所言，上皇也唯有蕃将可用啊。如王忠嗣、郭子仪辈，能有几人？

“且那李光弼、仆固怀恩，不也是蕃将么？”

李泌听了这番话，不禁垂首沉吟，良久无言。隔了好一会儿，他才长叹一声说：“长卫胸中，实有丘壑，于世情洞见甚明。所言颇为有理，然而——若你执政，可有解决之策么？”

李汲苦笑着一摊双手：“时势已然如此，恐难觅治本之策。农耕社会，土地兼并是必然趋势……”除非打破封建桎梏，迈入近代工业社会——“唯有天下大乱，然后大定，如唐初之际，或可解祸患于一时。”

即便拥有后世的见识，穿越来此，他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就理论上而言，想在封建框架内彻底抑制兼并，或者不经由改朝换代的大乱而达成耕地大范围内的重新分配，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落实到具体政策、手段，别说李汲未必真有治国的才能，起码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哪怕是房、杜复生，姚、宋再世，估计也顶多当个裱糊匠，东修修、西补补，苟延这李唐的大厦不至于即刻倾塌罢了。

所以李泌问策，李汲无言以答，只能说“唯有天下大乱，然后大定，如唐初之时，或可解祸患于一时”。我就是一键盘侠，能够提出问题来，却根本拿不出解决问题的良方啊——你不能要求太高。

李泌双眼微微一眯，似有精光透出，直视李汲，厉声问道：“难道汝因此便想要酿成天下大乱，以期改朝换代不成么？！”

李汲赶紧摆手：“阿兄误会小弟了。弟能断识国家之病，亦望挽救社稷之祸，但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救国的本质，乃是救民。倘若百姓多不能偷生，即便粗粝亦无可得，自然揭竿而起，变革天命，难道是一人所望能够推动或者阻止的吗？而若百姓家中尚有一口余粮，谁忍心害其性命，驱之为乱啊？人若顷刻将死，才能下猛药，以期万一；尚可苟延之际，谁敢冒杀人之险，只为去除疮痈？”

他本来是想对李泌说明，虽说大乱才能大治，但世道还没有走到必须大乱的那一步，则“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凡有些心肝的，都不会冀望于掀起全社会的大动乱。孰料李泌却揪住了他的一句失言，反问道：

“汝以为民贵君轻，由此乃起易储之意，然否？”

李汲不禁“啧”了一声，随即探出手去，抓住了李泌的腕子，尽量将语气放和缓了，徐徐说道：“寝室之中，兄弟之间，不过闲话而已，阿兄不必当真。然使天下大乱，以求大治，弟绝不肯为，但若仅仅皇室内乱，以求这衰败平缓一些，却也未必不可考虑。只是闲话——阿兄，难道建宁王果然不宜争储么？”

李泌长叹一声，回答道：“如你所言，今日国家如染沉疴，虽不至于死，恐怕亦难复归开元年间之盛貌了。既然一时不得死，自然不可下猛药，而当以温良理其筋骨，以粥糜调其肠胃，或可延其寿命。

“当此时也，内治无如黄老，唯无为才能不伤百姓……或者少伤百姓。倘若君王有宏图之志，面对难解之局，必生操切之心，于国家必施猛药，于公卿必加督刻，于百姓必重赋税，于外夷必兴穷兵，过犹不及，反促国乱、人死。以此观之，长卫以为广平王、建宁王，孰良？”

李汲沉默不语。

就听李泌又说：“古语云：‘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固然此言稍稍怯懦了些，然若未知所欲变之法必强于旧法，所欲易之器必大过旧器，而欲变法、易器，冀求万一，可乎？”

我不觉得建宁王上台，一定会比广平王好，则在此前提下，有必要冒着动乱的风险，变更储君吗？

李汲无言以对。

而且听了李泌的话，他才终于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一直犹豫，下不定扶保李倓的决心了。究其根由，是自己并不能确定以李倓易李俶，必定能给国家、人民带来莫大的好处。李倓刚直，不善保身，这一弱点当其成为储君甚至天子后，有可能被放大，从而不但给自己，也给国家社稷招来灾祸啊。

再者说了，听闻李亨做太子的时候，就是一彻底的老实头——起码李泌是这么说的——但自登帝位后，能识李泌而终不用其计，听信谗言欲害亲生儿子的性命，谋复两京却拱手将子女相送……就彻底变成一个混蛋啦！谁知道李俶或者李倓一旦上位，又会如何呢？是否能够维持本心，还是会被权力所侵蚀，从而滑落到独夫民贼的深渊里去？

好比说秦之乱也，人皆思扶苏，但在此之前，赵高不过中车府令，李斯也非首相，就能假传诏命而立胡亥，秦廷百僚，为什么全都不能加以阻止？或许就因为胡亥素来忠君敬亲，深得始皇宠爱，所以谁都料想不到他骨子里其实是个彻底的混蛋，一旦登基便原形毕露吧？

则李倓奢靡，喜功，说不定一朝权在手，就会变成杨广呢？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吧。那在尚且无法确定未来前景的前提下，有必要冒着皇室动乱的风险，拱他上位吗？

李俶虽然软弱，也不见有什么杰出的才能，起码这家伙就目前看来，还是比较老实勤勉，且能礼贤下士，听取良言的——除了那回不肯让仆固怀恩去追叛将外。或许他最终会变成老爹第二，也或许将来能成为平庸之主，谁都说不准啊。而在李泌这类传统官僚的心目中，天子但求仁孝，而不必圣明，平庸之主垂拱于上，但用贤臣治理国家，才是保证长治久安的善策。

而在李汲的认知当中，君权过于强势，必致相权衰薄，从而缺乏制约……或有利于国家肇建之初，却绝无益于王朝残喘之时啊。

说白了，这票从十六王宅和百孙邸里走出来的公子哥儿，任何一个都不能让李汲真正放心，确定其一旦登基，必能挽救国家社稷，既然如此，那还不如维持原状好了。终究人民深苦战乱，此时一动不如一静啊。

李汲不禁松开了李泌的手腕，扶扶额头：“阿兄之言，弟尚须仔细思忖……夜深矣，明日还要上路，还是早些安睡吧。”

谁想李泌却猛然间一翻手腕，反倒抓住了李汲的手，说：“你还是听我良言相劝，明日便返回洛阳去吧。且我尚有数语相寄，望你谨记在心。”

李汲笑着将手一抽：“我意已决，不至衡山，不见阿兄安顿下来，必不肯归。阿兄也无须再劝，至于所寄数语，还是等到正式分手的时候，再说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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