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袁绍各有际遇,闻得袁绍升迁虎贲中郎将后,荀贞给他去了封信,表示了一下祝贺。
时入四月底,随着天气的渐热,荀贞的太守府中也热闹了起来。
却不是因为快到夏收之故,也不是因为程嘉、魏光等搜集邺县赵家违法罪证的缘故,把太守府变得热闹起来的,多是郡中诸县各个大族的家长、郡中的名儒、地方上致仕的国朝旧吏。
他们来拜谒荀贞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有的托辞以夏收之名,说是来恭贺荀贞今年夏收会不错,有的则是托辞以感谢荀贞安定了魏郡的局势,有的则是打着感谢荀贞“使魏郡文风复又昌盛”之名,——荀贞去年令尚正等郡吏修缮学校、重办教育,这多半年来,入学的学生不少。不过,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托的是什么名目,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同一件事而来,那就是:举孝廉。
去年的时候,荀贞是“守”魏郡太守,仅仅是代理而已,尚未转正,不是真二千石,换言之,是假二千石,假二千石除了在有朝廷诏书的情况下之外,是没有权力举孝廉的,而今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荀贞在今年二月时已被朝廷转正,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举孝廉的权力。
由是之故,郡中这些有头有脸的人们纷沓前来,想要从荀贞这里走个门路。
汉之仕途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刀笔吏入仕,也就是从郡县吏做起,一步步积功劳而得升迁,最终可能会被某个贵人、公卿看重,得以被举入朝中,从而转为长吏,这种升迁途径在两汉、尤其是前汉是不乏先例的,优点是即便你身为寒士,也有机会出为二千石,缺点是这种升迁途径的机会太小,而且升迁得太慢,天下十几个州、百余个郡国,多少的郡县吏员?指望走这个途径升迁上去,能力、机遇缺一不可,能因此而出人头地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再一类就是由孝廉而入仕,汉之孝廉就如唐宋的进士,一为孝廉便如鱼跃龙门,身价立刻大不同,即是进入了朝廷的候补吏员之列,一旦有缺差,走走门路,可能起家就是县令长,乃至如果名气大、家声响亮,那么起家就是千石、甚至二千石的太守国相也非不能。
所以,相比由吏入仕,由孝廉入仕实为仕途之捷径。
亦由是之故,郡国里一年一度的举孝廉,每一次都争夺得很激烈,特别对郡中的冠族右姓来说,这每年一次的郡举孝廉更是族中的头等大事,如果族中的子弟能被举为孝廉,首先有利於他们的家声,其次,当了孝廉就有机会入仕,也有利於巩固或增强他们族中在地方的势力。
又因此之故,每年举孝廉的时候,皆是郡国守相发财、或者卖人情的绝佳时刻,为了能争到一个孝廉的名额,不少冠族右姓无所不用其极,或者奉上大笔的财货,贿赂郡国守相,或者求来朝中显贵的书信,迫使郡国守相不得不卖个面子,再有卑鄙点的,甚至不惜败坏竞争对手的名声,——邯郸荣是怎么当上孝廉的?不就是因为荀贞的请托么?赵郡是这样,有请托之风在,魏郡也是如此,事实上,早在二三月时,也就是荀贞被朝廷转正的消息传到魏郡时,这股暗潮就开始出现了,经过这么些时间的发酵,终於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而且相比赵郡,魏郡的请托之风更盛。
魏郡是个大郡,人口远比赵郡为多,人口多有好处,按二十万人口可举一孝廉的规定,每年可以举荐的孝廉人数会多一点,可人口多也有坏处,人口一多,郡里的士族也就会多,而士族一多,士子就多,除了这些士族,还有大批的凭借自己能力求学、出名的寒士,这么多的人,一年只有两三个孝廉的名额,可以想象,其争夺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之内,荀贞就要见两三拨人,对此,荀贞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不厌其烦。
荀贞这边一面忙着部署吏员去检查各地的农田以及屯田、同时为快要开始的夏收做准备,另一面忙着私下进行对邺县赵家的调查取证,忙得不亦乐乎,而那边却不断地人前来请托,这实在是叫他厌烦不堪,可他也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如果这样做,肯定会有得罪本郡的大族,他现在专注收拾邺县赵家,不想树敌太多,所以还得见他们,还得敷衍他们。
第二个感受是这些请托之人所举荐的人中,八成都是士族子弟,余下两成也多是郡县里那些强宗右姓家的子侄,几无寒士的存在。
由此可见,当今早已是士族一支独大,前汉开国时“布衣将相”的局面早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这也是难免的。
士族做为一个阶层,他们把持着舆论,互相之间,彼此评点吹捧,无形中就竖立起了一个鸿沟,使得寒士不好出头,如戏志才,空有大才,却多年一直不得进步,而直到投到了荀贞帐下,这才得以出仕为吏。
对他们推举的这些人,荀贞大多是不愿荐举的。
荀贞想荐举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真有能力的人,只要有能力,即使有缺点也无所谓,如程嘉这样的,一种是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能力但却生性忠义,这样的人也可以,如岑竦这样的。
对於前者,荀贞不是“为国家举人才”,而是“为百姓求贤人”,汉室将颓,大汉的江山从根子上都已经烂掉了,阉党、士族、外戚这三者之乱,早已是汉之痼疾,早已是病入肺腑,已非一个、两个人才可以扭转的了,除非大乱,重新洗牌,也许才能大治,所以对这个将要倾倒的“汉家天下”来说,人才已不重要了,可对百姓来说,越是这种时候,人才、贤人却越是急需,为何?把一个有能力的人举荐上去,如其能出仕为吏,就不说主政一方,即便只是当个郡丞、县丞尉之类的佐职,在战乱之时,至少对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一个人才,对“汉家天下”而言之,是无用的,可对百姓而言之,却有可能会在战乱中活人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故此,荀贞最想荐举的是这种人。
如果实在没有这种人,或者这种人的数目不够,那么荀贞就选择荐举后者。
对於后者,荀贞其实是存了私心的,因为被举的孝廉和“举主”之间,两人存在着类似“门生”的关系,就和郡吏视郡守为“君父”一样,被举的孝廉往往也视“举主”为“恩主”,他们是愿意积极主动地为“举主”做任何事的,甚至牺牲性命也不可惜。
说到底,这还是两汉的士风所致,两汉整体的风尚是重义轻死,游侠是这样,士子亦是如此,许多士子砥砺名节,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大有人在。
那么在这么个背景下,荀贞荐举为孝廉的人如果是一个忠义之人,待到天下乱后,这个人就极有可能会投奔荀贞,或者即使不投奔他,依旧在魏郡或者冀州,又或者在别的地方为吏,但当荀贞需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尽全力地来帮助荀贞。
——事实上,往年历次举孝廉之时,类似有荀贞这种考虑的郡国守相不在少数,甚至有些郡国守相每年举荐的孝廉都是盛年力壮之人,连一个老年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举荐一个老年人,可能今年举荐,明年这个人就老去了,“举主”得不到任何回报,故此与其举荐年老而有名望之人,不如举荐年少而无名才之人,万一这个被举的孝廉将来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了,不止“举主”本人会得到回报,乃至其族中的子侄晚辈也会得到照拂,这是把国家的“公器”当作了为己身谋取私利的“私器”。不过话说回来,荀贞与这些只举盛年、不举老年的“举主”们还是有不同的,荀贞所求的不是“财禄私利”,他求的是“军国重利”。
总而言之,对今年孝廉的人选,荀贞早就定了标准,再考虑到他将要诛赵,这一年的孝廉可能是他唯一一年可以举孝廉的机会,所以尽管他对这么多人来请托感到不厌其烦,尽管他深感当今之世士族一支独大、寒士出头太难,可对这些人送来的举荐名单他却也没有弃之不顾。
说到士族与寒门,因为按两汉的标准,前世的时候荀贞就是一个“寒士”,所以相比士子,他在感情上更倾向於想荐举寒士,可拿眼下之情况来说,他的这个愿望也只能是一个愿望,不管感情上有多倾向寒士,理智却告诉他不能这么做。
因为按照眼下这个时代来说,荐举一个寒士所能得到的“利”远不如荐举一个名族出身的士子,特别是在知道天下将乱的时候,荐举一个寒士,只能得到这个寒士本人的能力,而荐举一个名族士子,却有可能会得到其整个家族的能量。
——尽管荀贞在颍川、赵国拔擢任用了很多寒士,可当时是迫不得已,他没有别的选择,在颍川时,他最高也只做到郡吏,在赵国时,他虽是比二千石的赵中尉,可那只是副职,不是长吏,故此他即使想招揽士子,那些名族大家的子弟却也是不肯轻易投到他帐下的。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本来便“根正苗红”,出身於颍川荀氏,乃是不折不扣的州郡名族子弟,现如今又是魏郡太守,又是颍阴侯,身份也变得尊贵上去了,因此已经完全有资格得到郡中望族、至不济县中望族子弟的投靠了。
——从感情上,荀贞倾向寒士,从理智上,荀贞必须倾向名族子弟,在感情与理智之间,荀贞的这个选择做得一点都不艰难,可这不代表他就“心甘情愿”,对寒士出头难这个现状,他是非常想改变的,可要想改变,两者缺一不可,一是权力,没有权力什么都干不成,二是克服强大阻力的勇气,士族已经垄断了国家的政治、舆论,是既得利益阶层,具有着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力量,要想从他们手中“夺权”,阻力必然极大,一个搞不好,甚至可能会被他们推翻,所以得有强大的勇气,这两者,勇气,荀贞可能有,可权力,他现在没有,所以对於改变现状这个事儿,他现在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只有先顺应时势,过了“时势造英雄”这个阶段,也许才有可能会“英雄造时势”。
既然荀贞有了这个孝廉人选的标准,那么对来请托之人,他“战略”上敷衍了事的同时,“战术”上并不轻视,凡是这些请托之人呈上来的名单,他都会细细察看,如是他熟悉的,自有评断,如是不熟悉的,他则会在这些请托之人离开后,令程嘉、荀攸等暗中去打听这些人的才能、品性,可以的,就暂留在名单上,不行的,就直接排除。
一边是“被动”地等人来请托、举荐,另一边他也“主动”出击,叫刘备、陈到、宣康等各县的“守令长”查找符合他那两个要求的士子与寒士,凡是够格的,就都统统报上来。
至於具体的人选,倒是不急於做出决定,因为离朝廷规定的举孝廉的时间还早,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去斟酌、选择,只要能够在八九月前做出人选的决定就可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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