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军出动日久，在此之前，朝廷也曾发下几次赏赐，加起来每兵还是不到五贯钱。

此次北伐是百年未见的大征伐，两府总理全局，三司统筹财赋钱粮，在动兵之初，三司使郑裕民就已经叫苦不迭了。

钱财如流水般花了去，很快就无法支应。

然后动用天子的内藏库，再下来又得摊派钱粮。

禁军虽然三十来万人，但加上厢军在内有近五十万人，每月每兵几贯钱便是好几百万贯，在钱粮如此吃紧的情形下如何敢赏赐太多，若不是本朝有用兵之前赏赐将士的传统，将士们都有所期盼而不得不赏，怕是此前的赏赐也会节省下来。

就算如此，也只能赏禁军多，厢军少，厢军当然有怨言，但朝廷也是不以为意。那些厢军，也就只能守守军堡，在箭楼上装装样子，平时和民夫一样运送粮草，修补营垒和道路，其实就是做的民夫的活计，他们可是比民夫强的多了，民夫都是免费征徭役来效力，吃食只能保证不饿死，厢军好歹有国家给的钱粮用度，可是比民夫强的多了，他们又不能上阵拼杀，想要赏赐，也真是猪油迷了心。

“此次算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在座的都是最顶尖的文官和武将，张邦文也就不加隐瞒，他也是接到了密信，着他要好生配合陈常得，务必要说动李国瑞和岳峙等人。

至于刘国定，麦几道，李友德等人，倒是不必考虑太多，这几人是纯粹的武将，虽然位至管军，其实多半是以李国瑞和岳峙的立场为立场，叫他们转变过来并不算难。

“我要实话实说，”张邦文沉声道：“朝廷也是实在撑不下去了，现在夏税未征，摊派钱粮已经用了七成，若再耽搁下去，东胡人难撑过这个夏天，咱们却可能是比他们先要倒下来。以大军云集，粮草齐备，军械充足的情形，不去与敌拼杀，耗光钱粮之后不战而溃，李大人，岳太尉，想想是不是太不甘心？”

岳峙有些不太相信，说道：“国家一年岁入亿万贯，何至于此呢？”

“岁入一亿贯是不假，但北方隔几年被入境一次，安置流民百姓，修复被毁城池，重立被击败的禁军，打造甲胄兵器，哪一次不是被毁几十个州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哪一次不要花费千万贯钱？”张邦文苦笑道：“咱们已经尽量俭省，老实说，很多流民百姓都是粗粗安置，到现在京师还有十来万流民，都是河北路各军州的人，咱们也没钱粮去安置他们。北方残破，兵灾加旱灾，这些年来，只能向南方多伸手，南方也有土匪海盗为患，工商贸易都减了很多，老实说，维持现在的赋税已经算是残民了，可是也没有办法，每次禁军厢军损失，人员兵器要补足，城池也要修补，这钱花起来就心疼不得了。本朝的赋税，养六十万禁军和百万厢军，一年光是维持用的开销就占了赋税的七成，还得养十来万的官员和武将，还有内廷的几千宦官和天子，幸亏本朝的宗室勋贵俸禄有限，就是从官庄支取，除非是考中进士为官才能领官俸，宗室勋贵开销极俭，也是太祖立制立的好，若非如此，咱们早就撑不住了。在这里我就说句实话吧，这些年来，若无胡骑入侵，咱们还能财赋相抵，没有亏空。每一次胡骑入境，咱们就得或多或少的亏空一些，第二年得加些杂税，把亏空弥补上来。现在各路都叫苦不迭，大家都是咬着牙支撑住，就是因为要等着北伐筑城成功，北方不被胡骑入侵，朝廷没有亏空，能逐渐将赋税降一些下来，能把眼下的局面维持住。本朝不是用均田制，没有府兵，其实看初唐之时，府军制确实是好，但不到中唐，府军也崩溃了。这几年财赋支撑不住，颇有人提出想以府兵制来对敌，其实是办不到的事了。得先算田，算赋，均田，然后从百姓之中立府挑兵，但唐初的府军，是源自北魏，民间尚武之风浓烈，士族也就是关陇的贵家都是武人出身，以关陇世家领百年奋战不止的汉人府军，方有隋唐之初的武功。咱们没有那么多的武人世家，也没有尚武成风，百年之间与胡人奋战不休的百姓，还谈什么府军？没有府军，就只能是募兵，要么就立藩镇，现在朝廷也只能用赋税支撑着眼前的格局，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眼前的这一场战事……其实李大人身为枢密副使，这些事情应当是看的比下官清楚……”

“不，赋税之事，我就不是太了解。”李国瑞面沉如水，他一直知道朝廷财赋吃紧，但经过眼前张邦文这么一解说，才知道就算是比拼国力，大魏也未必会稳赢。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现在竟是千疮百孔的局面了。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养兵费用过多，所以张邦文才提起魏晋隋唐时的府军制度。

在府兵制之前是秦国以军功授爵的办法来养兵，这样节省日常的军饷开销，秦军都是从农民中征伍，汉军也是，汉的常备军只有几万人，有大征伐时，征调各郡国兵，再从长安出动北军出征，如果再出动大规模的骑兵，就是从边郡加大动员的力度，同时朝廷负担兵器和战马的开销，因为对匈奴战事的规模庞大，而且旷日持久，以文景两代与民休息的积累，却是被汉武在北伐的战事之中，消耗一空，由此可见，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真的是天生的不对等。

汉末之时，则是藏兵于各郡国，其实已经是穷兵黩武的状态了，千里之内白骨露于野，整个民间都是在一种比战国还要激烈的战乱之中，当然谈不上合理的赋税和养兵制度，无民不纳税，无农不为兵。

至晋统三国，没有多久便是内乱，然后胡人南下，进入南北朝的早期。

接着就是北魏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军制，这种赋税制和养兵制度，算是影响了中国好几百年，甚至是千年，明太祖的征税制还有养兵的卫所制，也是和北魏算一脉相承了。

大魏的募兵制，比汉之部曲唐之藩镇其实都要强，比起明朝混乱的兵制更不知道强到哪去了。

可惜的是，现在的大魏已经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了。

现在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东胡铁骑不停的打击，导致北方地方残败，善后就需要极多钱粮耗费，北方天灾不断又兵祸连结，要花费钱财防御和修复，还有军队调度，每一场大战花钱都是几百万贯起步，乃至上千万贯，实在已经是大魏财政负担不起的重担，大魏君臣，也委实是到了挑不起来的地步了。

南方工商萎缩，海盗山匪肆虐，朝廷却只能顾北方，毕竟相比而言，南方是慢性病，也致命，但还不是急症。北方却是急症，重症，险症，稍有不慎，就是亡国倾覆的局面，委实是不能有丝毫大意。

所以但凡是明白人都知道朝廷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然。而对千千万万的南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自己抵抗海盗和土匪，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赋税，却是对南方一无所顾，怨气日增是必然之事，群盗多如牛毛，不得不说也是和沉重的负担有分不开的关系。

李国瑞也是宰执之一，对天下之事也是处于最高的视角来看，但他不精于料理财赋之事，原本在河北路安抚使任上之时，也是尽量把财赋之事交给转运使。朝廷设各种转运使直接属于三司管辖，就是要统一各路，府，州，军，县的财赋，将唐末节度使的财权悉归中枢。安抚使若强势，转运使不免要在财赋之事上听其调派，只是要上交归于朝廷的税赋定额，其余地方财赋事，可以由安抚使自家来做决断。

李国瑞却是对财赋事不甚关心，他在任时，以选将，练兵，备战马，充武库为最要紧之事，也正是在他的提调带领之下，朝廷才会有前两年对东胡的大捷。

“不光是铜钱不足。”张邦文叹息一声，继续道：“存粮也不足七百万石了，现在只能等新春漕粮。”

在荆北和荆南，还有江西，福建，包括两浙，江南东道，这些主要的南方产粮区，大魏在两税法外还保留租庸调的征税法，夏秋两次，在征收两税的同时，也是征收粮食实物。

当然，西北，西南，中原，山东，这些地方也是要征粮，不过数额远不能和南方相比。

每年征调的粮食，包括大量的草束，是现钱之外的额外收入，粮食总数是一千一百到二百万石之间，这些粮食收入和唐末未征两税前的租庸相差不多，其后唐朝取消租庸，改为两税征钱，但很快战乱和农民起义毁了大片的征税区，而且唐末法度败坏，收了两税再征实物，还包括各种杂税在内，也就是当今大魏的征税办法。

一千多万石粮，看似很多，但北方的禁军一年就要消耗过千万石，军粮是一部份在驻扎地方购买，一部份由朝廷三司拨给。

其实大魏的粮仓储量，因为租庸调毕竟被宣布废弃，改两税法，对实物粮食，包括棉布，麻，丝，绢的征收，其实是远远不及隋唐时期。

从两者征粮和粮库的多少，还有存粮的差距，都是相当的明显。

隋文帝时，皇帝号称圣明仁厚，其实文帝聚敛之术相当高明，当时隋室在各处都筑有大型粮仓，隋朝建立的粮仓，储藏量惊人，从隋文帝到隋炀帝，整整建立了六座大粮仓，任何一座的储量都超过现在的通州仓。

李国瑞面色凝重，张邦文吐了口气，退回座位上板着脸坐直，话说到这种地步，委实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不管是陈常得的威胁，还有放弃大军之后要背负的责任，以及自己可能被斩首的后果，祸及家人的恐惧，还有拖延战事，会给北方流寇机会，以致大魏鼎革的责任……这些东西，就如山一般的压在了李国瑞的头上。

半响之后，李国瑞方对陈常得道：“陈期门不是观察使，无有监军职责，但我要请托你一件事，若你同意，我才会动员大军主力向前，若不能，我现在就写辞章，等着何獾过来接手，却要看朝廷是不是觉得，阵前易帅是我的责任，还是朝廷诸公太过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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