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可是没有食素的流行文化，只能说明在此之前倭人实在是太穷困了。

海鱼也不是整条的吃，只是分食鱼块，加上酱煮的萝卜，都用小碟装上，看起来很精美，也使得大魏瓷器供不应求，但份量少就是份量少，所以在倭国见不到胖子，也没有几个大个子。

除了倭人之外，海外诸国的人到处都是。

留着短发的吕宋人，有不少还是华商，移居吕宋已经超过二百年了，连发式也是和吕宋人相差不多。

留着散发的三佛齐人，手持念珠走过，他们肤色黝黑，个头也是偏矮，深目扁鼻，看起来相当怪异。

不管是东洋还是西洋，倭人或是吕宋，还是三佛齐，满刺加，或是真腊人，暹罗人，几乎所有各国的人都能见得到。

但陈道坚发现一件事，所有的各国人中大商人较少，多半是船员，水手，或是伴当护卫之类的身份。

很多各国的商船，主事的还是魏人，君侯，商人，船主，十个里头有七个是魏人，不管是现在的大魏人，还是曾经的唐人，这些人的身份一眼就叫人看的出来，那种气质哪怕在海外百年，仍然相当明显。

用南安侯的话来说，华人在海外，东亚东南亚地方都是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当初陈道坚不是太理解，现在他隐隐明白过来了。

听说有一些大家族，在暹罗，三佛齐，甚至满刺加的华人家族，都是富可敌国，隐隐能影响到诸国的走向，这些年来，满刺加正式列入天方属国之一，连国主都改号为苏丹，回想大魏盛时，三代满刺加国王都曾经入大魏京师朝拜，久住不归，甚至两任国主死在京师，当时的宣宗皇帝令在京师外替他们起山陵，两国之间的交谊不可谓不深。

现在却是完全不同了，华人世家在满刺加受到打压，就算归信天方教仍然被列国不可信的防范对象，想如兰芳那样由华人的世家大族建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徐子先还隐隐表示过担心，满刺加的华人很多，在现在的状态下是最为提防的一群人，很可能会招来不可测的大祸。

陈道坚很注意一些满刺加来的华商，和天方人一样，他们也穿着白袍，戴着头巾，虽然一看就知道是华商，但他们尽可能的把自己装饰的如天方人一样。

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天方人和泰西人。

泰西人现在到倭国来的还是极少数，他们多半到满刺加和三佛齐就被拦住了，只能往真腊和莫卧儿那边去，听说泰西人航海能力极强，他们甚至能从吕宋海的另一面过来，现在在吕宋已经有一些西班牙人在聚居，常年驻在吕宋，接收从他们在海外送过来的土产，同时把吕宋的货物带回到那边去。

现在的东西方贸易，应该是属于被卡着脖子的时代，并没有畅通，按照正常的时空发展，现在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抢占了大半的南美，荷兰人在北美的纽约兴建了港口和初步的定居点，或许还没有，应该是初步开始抢占南美的地盘。

南美的白银，黄金，各种香料物产被运回欧洲，同时他们发现了从南美到吕宋的航线，然后从吕宋到中国，中国的货物经这条航线运到南美，再到欧洲，后来直接从马六甲往欧洲的航线开辟出来，然后就是南美的白银涌中国，中国的货物和黄金从马六甲进入欧洲，同时还有锡兰的香料，各国的特产纷涌而出。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是全球贸易的发端，和现在的情形略有不同。

现在也是全球贸易的开始，但更艰难，更初级，更粗糙，也更有机遇。

……

南安侯府在港内有自己的驻地办事处，在将来，可想而知南安侯府会成立自己的贸易组织，叫商行，公司，无关大雅，重要的就是岛上的产业只能官办商业，不可能交给民间组织。

在东藩是不存在民间商贸发展的空间，地盘太小，所有的利润点都被侯府抓在手里，不象在福建路，浙江，广州，凭官府吃不下所有的利益，也没有办法将所有的对外贸易全部官办官营。

南安这里就不同了。

不光是重要的资源都被侯府掌握，私商只能是大陆商人采用合作的办法与侯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也是徐子先对心腹重臣们吐露过的。

兴产殖业，创办大规模的海军，建立海外殖民圈，这都是未来这个官办公司要做的事。

纯粹的官方组织会太“官方”，受制于国内的律法和很多规矩限制，商行，公司，没那么官方，当然也没有那么多规矩。

大魏或南安侯府的府军，到海外抢掠别国的商船，道义上被指责怎么办？

抢占殖民地，烧杀抢掠，总不能说是南安侯的官兵去做这种事？

公司就不同了，半官方，大股东就是南安侯本人，但具体做事的人又没有真正的官方身份，相当的方便，灵活，还易于控制。

一声传召，就能把公司总督叫回来训斥，或是换人，按几年一界换一个总督，配属的官员，将领，军队，经理，还有文员们，殖民地的官员属吏，还有那些外围的势力都是由官方配给，不怕他们会想着独立，因为大半的核心权力在母国政权手中。

这就是公司开辟的好处，荷兰，英国，都成立过向海外开拓的公司，比起各自的国公和大贵族们亲自下场要强的多。

办事处的主事者是一位二等吏员，这也是徐子先在侯府规划上的一次小小的变革。

整个南安侯府现在的吏员人数是五百多人，已经相当庞大。

这是因为徐子先采用了比大魏更精细，更具活力的管制体系，尽管大魏不是那种皇权不下乡的粗疏管理，但相较而言，官吏系统还是繁琐庞杂而缺乏效率，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混乱。

这是改制未成功的后遗症，徐子先只是要将其再次梳理一次就可以了。

徐子先将吏员分为几个大体系，一种是军吏，军中的司法人员叫军法吏，普通的军中司书校书人员称为军吏，他们将为未来的军队管理体系打造牢固的基石。

军政，军法，军谋，后勤管理体系，这些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军吏，相比较大魏的军事管理体系，这样的划分更专业，更细致，更高效。

另外就是有令吏，枢机房和诸房人员，各曹的办事人员，按标准等级划分，比如三等吏，负责某件具体的事务，是办事人员。

二等吏，负责某件事情的主导，比如眼前这个办事处的主管吏员。

一等吏，则是官员的副手，不光是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也要负责与官员会商，确定事务的流程，甚至建言献策。

吏员积劳可以获得奖励，但要升等就相对困难，只有在本职工作上表现的相当出色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一等吏员，积劳和获奖若干次之后，通过文墨律令的考核就能够提升为官员。

官吏并非一体，但官和吏的界限被再一次的打破了。

这才是徐子先认为的官吏之道，官员此后不再经过考试获得官位，而是吏员，吏员从任职那天起就要考试，文法律令考试合格后方能为吏，然后通过立功升等，通过会推投票才能升职，靠裙带关系或拍马奉迎是肯定不行，而希望一考定终身，一次考试就获得为官的权力，这对很多不擅长考试，家境也不能维持长时期苦读的聪明人来说，并不公平。

徐子先现在并不是要废弃科举，他是想把科举官视为选举官，更高的学历，标准更高的操守，更广阔的视野，可以在读书人，普通人，吏员中选取，限定考试次数和人数，他们可以用更高的视野来确定事务的发展方向，但真正的实力就交给事务官去做。

科举官可以务虚不务实，也可以务实，看实际的权力和地位，也看自身的能力。

他们会是一种标杆和道德上的榜样，可以看出国家的大政方针的走向，不再蝇营狗苟，华夏的文明传承，确实有出色之处，掌握了先哲学识的人可以坐在高位上，但理应看的远，懂的多，为国民在道德，技术，哲学，外务包括军事上指明正确的方向。

军吏和令吏之外尚有法吏，专学律法，大魏的提刑司相当专业，但也是弊病，过于行政化。徐子先是希望将法吏扩大，分别为提刑，靖安司，法司等诸部门，负责刑侦，检查，判案等，将原本的提刑司和大理寺划分的更严谨，更专业，并且杜绝用路提刑，府提刑，县提刑这样的划分法，而是分为中央，地方，各聚集区，基层法司，中层法司，高层法司，不管是问案，审断，判决，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完成，并不受当地官员的约束和指挥。

军吏，令吏，法吏，分别为一二三等，按等级划分薪俸等级，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和上进的渠道，这才是徐子先心里最好的官吏之法。

将法司，军队，日常行吏，考核，稽查，财务审核，廉政，分门别类的设立好，确定完整的规章制度，而不是如此前那样的含糊不清，这才是最要紧的。

比如吏职，大魏的吏职就是含糊不清，模糊无比，诸多名义的官吏不分，吏员职责不分，正经的经制吏有的地方超编，有的则严重不足。

每个县衙都会有雇佣的师爷，衙门内外充斥帮闲，那些小人多半是无赖之流，朝廷加十文税，给他们上下舞弄一下就成了五十文，乃至一百文。

吏治不清，向来是王朝末世的标志性的产物，徐子先希望能永远杜绝这一点。

完全不腐败不利用权力的官吏是不存在的，给予一定的约束，使政府永远在较为良性的基础上运作，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由于薪俸很高，有上进的希望，并且南安侯府的高层已经明确表态，今年冬季会有相当丰厚的年末奖励，海外的外派人员，视表现会有翻倍的奖金，这使得很多真正的聪明人都甘愿被派驻海外，并且乐在其中。

前来迎接陈道坚的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二等令吏张伯甫满脸的精明干练，身量中等，穿青色短袍，下摆还掖在腰间，走路时大步迈向前方，走到陈道坚身边时，他远远便是拱手一礼。

“见过陈大人。”

侯府现在的秘书阁左辅李仪被视为官职最高的官员，然后是右辅，接着是各司曹的司判们，如果按品级来算，李仪大约算五品，右辅六品，判各司曹算从六品或七品，不管是几品，地位肯定是远在吏员之上，张伯甫的礼仪相当恭谨，也是主动施礼。

看的出来南安侯府在倭人这里算是有了初步的影响力，在张伯甫行礼的时候，很多倭人和行商向这边投来好奇的眼光。

陈道坚年方十七，尚不满十八，年轻俊秀，衣着得体，身形高大匀称，显示出完美的中华上国男儿的风采。

至于读书的秀气，长期为官养成的些许贵气，更是令得陈道坚仪表出众的同时，风度，气质，也是相当的出色。

沿途不仅是商人，倭人武士和行人们在瞩目这里，那些妇人们更是用迷醉的眼光看着这边，互相议论，发出阵阵娇笑。

陈道坚这样的俊俏小郎君，又是大魏官员的装束，引起这样的骚动，并不值得奇怪。

很多倭人交头结耳，有个老倭人道：“看到没有，这便是上国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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