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照在办公室里,分外的明亮。
长势喜人的君子兰摇枝摆叶,躲在办公桌的北角。房间的阴影下,是一红一绿两个暖瓶,以及一个脸盆架一并脸盆。
在办公室没有独立上下水的年代里,有干净的脸盆和暖瓶,配合人工上下水,差不多就是最豪华的享受了。中南*海也不外如是。
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老冯凭空多了三分气势。
他对杨锐志在必得,语重心长地道:“我们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受省厅委派,给中央新编教材做补充的,行政级别高配,人员和经费都是优先的。你把这个杨锐借调给我,既让他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两三年后,咱们教材编写完成,论功行赏,怎么也能给人家一个美好前程。你强留他在乡中里头,两年以后,还是老样子,何必呢?”
赵丹年苦笑:“不是我不给你,是我给不了你。”
“老赵!我知道你把西堡中学当儿子看,但你不能耽搁别人的儿子,别的事情,你插科打诨的也就罢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老冯的语气忽而严厉,忽而温柔,显是摸准了赵丹年的脾胃,知道怎么和这个老资格的愤青打交道。
赵丹年无奈的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老冯叹了口气。
80年代是一个珍视人才,重视人才的年代。
越是基层,就将人才看的越重。这里面,既有为了部门利益而争夺的情况,亦有许多为了国家珍惜人才的念头。
虽然在后世许多人看来,“一心为党为国为人民”和“有情饮水饱”一样不靠谱,但在80年代,确实是有无数人身体而力践之的。
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是有才的象征。后世有许多名人、官员,是因为一篇文章,一首诗歌,或者一封信,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跃升。
老冯为了说服赵丹年,干脆从书架里取出了多本杂志,一一翻出杨锐的文章,指给赵丹年看。
他是确实喜欢杨锐写的文章。
这里面,既有杨锐抄来的论文,也有他半抄半改的文章,更有两三篇,还是纯粹由他本人撰写的。
做了数年的补习老师,杨锐其实早就有了各种想法和念头,想要写出来,发出去,只是后世的学术期刊腐败而无趣,登载文章不仅不发稿费,还要向著作人收取数百乃至数千元不等的“版面费”,等级稍高一点的,还得托人拉关系乃至于行贿,身为一名私企的年轻人,杨锐对于如此复杂的工程实在有心无力。
回到80年代,固有的障碍消失,新的障碍尚未诞生,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时代了。
杨锐也忍不住会在抄写的文章里,加塞两篇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此时人们对高考的研究来说,他的想法和论述,都是相当有价值的,得以刊登,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而在老冯眼里,一下子发出了这么多篇文章的人,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他颇感同情的道:“你要重视起来,哪怕杨锐不理解,你也要理解了以后劝说他,告诉他,现在是改革开放了,时代不同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对了,相反,我们会保护人才,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其实,这位同志应该也是有认识的,你看看,这么多篇文章集中发表,估计也是他多年以来的积累,所谓厚积薄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教育工作,那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给这位同志一个交代。”
他显然是将杨锐,看成是运动期间,坚持奋斗和学习的知识分子了。
别看运动结束了好几年,但写成文字的东西,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还都非常的小心。
沉静几年的时间才探出脑袋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根粗神经,听到改革的号角就欢呼雀跃了。
老冯亦是被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人,对“杨锐”这种人分外地同情,很认真地问道:“他现在是什么编制?有没有职务?”
赵丹年仍处于震惊中,喃喃道:“没编制。”
“没编制?还是个代课教师?那你还不放人?真胡闹!”老冯的声音提高了,站了起来,快走了两步,又一挥手,缓声道:“也不怪你,这些年下去的同志很多,要重新安排的工作也很重。你看这样如何,编制我来想办法,你先把人给我送来,别再耽搁了,让这么优秀的人才虚度青春,是我们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损失……”
赵丹年的免疫力极强,未答反问:“这些都是杨锐一个人写的?”
“都是一个作者署名的……以中学教育研究居多吧,文学方面也有一点,主要是科普和科幻。”老冯没有仔细看《科学画报》一类的杂志,《中学生导报》等期刊带有学术性质,理应更受重视。
赵丹年不能置信的读了几篇短小的文章,又仔细看了上面的署名,久久没有说话。
老冯再三催促。
赵丹年这才缓缓说道:“杨锐,我知道一个,但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什么意思?他署名署错了还是怎么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说的杨锐是我知道的杨锐的话,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可能是学生。”赵丹年一口气说了出来。如果不是被逼的这么紧,他至少要回学校确认了以后,才会承认杨锐是本校学生的事实。
老冯揉了揉耳朵,重复道:“学生?多大年纪的学生?”
“十八九岁吧,回炉班的学生。”赵丹年回想了一下与杨锐的聊天,又道:“也许二十一二岁,要是上学早的话。”
“你确定?”
“这我怎么确定。”赵丹年半躺在沙发上,一副管不了的表情,道:“反正,我们西堡中学就一个杨锐。”
老冯这下也不能确定了,疑惑的道:“莫非……真的弄错了?”
赵丹年不自然的摸摸鼻子,装模作样的喝茶。
老冯和他认识的久了,一看这家伙的样子,立马醒悟过来:“你还有话没说?”
“说了。”
“那就再说一遍。”
“你这老货!”赵丹年一股子赤卫队的架势。
老冯不为所动,催促更甚。
赵丹年方道:“你还记得我进来的时候问你,省里有没有出新的内部习题或者资料?”
“嗯?我答了啊,大家现在都忙着准备新教科书的配套呢,哪有时间出老教材的习题。”老冯说的是今年新出的教科书,它将陪伴80后很长时间。
“不是老教材的配套,是……怎么说呢,是一整套新东西……”赵丹年摇摇头,道:“我给你说这个的意思是,它是杨锐做的。”
老冯不理解了:“这又是哪个杨锐?”
“哪里有那么多杨锐,我们西堡中学就这一个,学生杨锐。”
“哦……哦!你是说,这个学生杨锐,自己做了一套教材?”老冯这才反应过来,忙问:“题呢?”
赵丹年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几张卷子。这些是第一批印的,用的还是学校的纸和油印机,按照他的要求,杨锐送过来的。
至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赵丹年本人还全然不知呢。
老冯一目十行的扫了过去,很快陷入了一种奇妙的情绪,就像是……某种自己设想了许久的东西,突然以更贴近自己思维的方式,在自己的大脑中炸开了。
对一名30年代生人来说,这种比自己还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感觉,太新鲜,太上瘾,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叫这个……不,我要去见这个杨锐!”老冯匆忙收起茶几上的报刊,竟是一副立刻要走的架势,然后,又突然停住了脚步,一拍脑门:“坏了!”
“坏了?又怎么了,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坏喽,坏喽……”老冯拍着脑门,围着办公室转了两圈都不停。
“说事,说事……”赵丹年拉住了他。
老冯摇头:“你还记得黄卫平吗?”
“怎么不记得,鬼的很,前两年回乡,咱们还一起喝酒来着。他不是回了京城,进了什么办公室?那小子高学历,运气又好,他怎么了?”
“他昨天打电话过来了,问起了这个杨锐。”
“啊?”
老冯叹口气,道:“因为署名是河东省的,就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人,我说不知道,不过……”
“不过什么?你一次说完成不?”
“我把我的推测给说了。”
“啥推测?”赵丹年其实猜到了一点,他都不想问。
老冯直拍脑门:“你想啊,这么多篇文章一下子发出来,又都是很成熟的思想……我当时就觉得,这要不是常年奋斗在一线的教师,要不是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既然是你老赵的西堡中学的,又是黄卫平在问,我就说了点自己的猜测,算是两句好话吧。”
赵丹年脸都绿了:“你说了啥好话?”
“我就说……”老冯低声道:“我就说他很有可能是尚未平反的教育工作者,而且是长期以来,在继续钻研和学习的教育工作者。否则,写不出这样的水平,写不出这么大量又有质量的文章……”
“老冯啊老冯……”赵丹年气的鼻子冒烟,站起来指着他,手点了又点,训道:“你凭什么猜测啊?你就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
“你好意思说,你们学校那个破电话,十次有九次打不同。”
“你就不能等等?”赵丹年的声音跳的老高。
老冯额头上也冒青筋,听了赵丹年的话,却是软了下来,小声道:“黄卫平急着问,我这不是等不了嘛。”
赵丹年也稍稍冷静了一些,奇道:“急着问?这事他急什么?”
老冯垂下了头:“黄卫平说是正在开会,有人把杨锐写的两篇文章给拿了出来,当做典型,在会上说了。与会者有好奇的,让问一问作者的想法。”
赵丹年敏感的道:“什么会?”
“我没问,可能是关于新教科书的,也可能是教育战线的务虚会……”
赵丹年吓了一跳:“中央的?”
“要不然呢。我当时就想,机会难得,咱说一句好话,这个杨锐不定少走多少弯路,也能帮人家追回一点时间,我哪里想得到是学生,这怎么可能是学生!”老冯说的直拍手。
赵丹年哑口无言,好半天才坐起来,道:“要不给黄卫平再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说什么?昨天的会,现在肯定是开完了,说给谁听去,又不是黄卫平想知道。再说了,这个杨锐是不是这个杨锐,还说不清呢。”老冯脑子都乱套了。
“也许是会上有人好奇,正好问问,过了也就过了。”
“也许吧。”
两人唯有互相安慰。不过,他们心里都清楚,能在会议中途随便好奇,然后就命人打电话的,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会不会问过就忘,是很难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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