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县衙后堂。

夜风扰动书房烛火摇曳，暖色烛光打在左懋第的脸上。

桌案上摆着轻飘飘一张纸，还有一根装在木匣中的小拇指。

信的抬头是知韩城县事，左兄敬启；落款是大元帅府，弟承宗敬上。

字迹是馆阁体，但不够圆融拘谨，难压锋锐。

左懋第的眼睛盯着书信，瞳孔却早已失焦，思绪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想起自己在山东的少年时光，鲜衣怒马双亲俱在，尚不知人世疾苦。

因为父亲左之龙先做延安府同知，后为滦州知州，给他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在莱阳西郊还有一座西墅草堂，专门读书用。

而他的母亲陈夫人是宁海卫指挥佥事陈治安的长女，所以他的少年时代，往返于城镇与卫所之间，读书习武。

跟他的兄弟朋友加入复社分支的山左大社，交游聚会，切磋学问，评说时局，文名远扬。

而另一方面，他又自小被卫所的将军们看着长大，弓刀铳炮不过是他小时候的玩具而已。

人们说他还是秀才的时候，就负有海内盛名，不可一世。

直到他二十三岁，乡试年，父亲突然离世，他没有参加乡试，将父亲葬在家乡，在坟墓旁结草庐而居，守孝三年，错过第二次乡试。

随后对母亲更加孝顺关心，每晚陪母亲说话，母亲睡了他才去睡，每早陪母亲吃饭，母亲吃完饭他才出门读书。

当时人们都说左懋第在父亲死后一蹶不振，成了天下第一大懒蛋，日上三竿才起床出门。

一个青年男子最飞扬激荡的六年，他三年在坟地陪父亲，三年在家陪母亲，只在二十八岁那年跟白莲教徒打过一仗。

别的秀才都是用弓箭，只有他，用炮。

一炮炸膛命中自己，一炮打放命中敌首。

直到二十九岁，他才参加乡试取得亚元，三十岁考取进士，得授韩城知县。

在韩城这三年，是上天给他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三年。

崇祯五年，他刚一到任，流贼已经在这片土地肆虐三年，王二、王左挂那样的巨寇轮番前来，更有数不清的小贼滋扰县境。

而流贼只是左懋第作为知县遇到的小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是不下雨雪。

崇祯五年，冬季无雪，春田迟，没麦子；夏季雨少，秋霜早，杀谷子。

六年，冬季又无雪，麦子不入地；七年，春季又不下雨，良田成为焦土。

全面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富家尚能支应，而穷家百姓从吃草根刮树皮，发展到卖妻鬻子，最后刮死人肉而食。

除此之外，还有左懋第作为吏部铨选、皇上御批的知县，最基本最基本的职责：收税。

韩城这个地方啊，在籍七千二百九十三户，六万两千六百三十七口。

七十年前嘉靖四十年的人口普查，后来就没做过了。

实际上的百姓有多少呢，左懋第知道，他过来就做了人口普查，只是没往上报。

经过这几年的祸乱，眼下人口还剩十一万出头。

这里人口不少，但土地有个问题，上次丈清田亩，也是七十年前。

韩城靠近黄河，这七十年的时间里，黄河多次冲毁岸边田地，但田地毁了，赋税还要按照老规矩交。

这就导致韩城过去的赋税，每年都是空赔状态，就是说即使县官依照国法百分百完征，韩城老百姓依然倒欠国家银粮两千余石。

所以哪怕没有旱灾，沿河失去田地的村庄，还是要把这份粮交上。

解决问题说起来简单，丈地均粮。

可实际上丈不了，知县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户，有心无力。

在知县身边的、上面的、下面的，全是有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地人，都不愿意重新丈地。

只有沿河那些倒楣村子，总共万把号人想要丈地，可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怎么读书、怎么做买卖，怎么在县里拥有话语权？

这根本不是那些身上连一件完好衣裳都没有老幼病残，在黄河沿岸看见他就乌泱泱跪地磕头，就能把问题解决掉的。

那的确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可当金光万丈的知县老爷回到县衙，左懋第依然是孤军奋战，没有人和他一条心。

左懋第没能力丈量土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个赖子。

上任三年，年年打报告让朝廷免除过去欠税，这当然不可能免掉。

但是对左懋第来说无所谓了，他本来就不是个追求‘应该’怎么做的人。

就好像在这个并没有那么流行守孝的年代，明明有能力够水准，却自愿错过两次乡试一样，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朝廷要收的税，他收，有能力交税却想欠的，他追征，但没能力交税的，欠税了……欠着吧。

别人说你不催科，朝廷考校功绩的官员来了，你没有功绩，韩城就把你耽误了。

左懋第说那些人是真交不上税，即使我为了政绩派遣吏员催科拷打，也一样收不上税，反而害了人心和国家元气。

就算朝廷考功的官员不宽宥他，我心甘情愿。

所以左懋第的小小韩城，在他上任三年之后，欠了朝廷一万五千两。

他不光欠朝廷的，实际上自己的俸禄也搭给韩城了。

崇祯六年，全县受灾，他颁布捐俸劝赈法，自己带头捐了白银五十两的俸禄，一年白干。

随即走访全县二十八里排查，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在县中设立八个救济点，捱过一年寒冬。

到去年春季，饥民越来越多，指望捐俸劝导已经不能救助饥民了，便颁布各里赈各里法，要求县内二十八里各自赈济急需救济的乡邻饥民，一共五千二百人。

还有三百一十一个里甲不收的流浪汉，由县衙设粥厂赈济。

同时他又给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出三个等级共一万四千多人，造册上报，从陕西要到一千四百三十七两。

那年是乡试年，左懋第被选为陕西乡试考官，他治理的韩城仅一人中举，给他造成极大触动，内心深感不安。

“如此出色的我，治理韩城，居然没有一点崇文重教之风？”

回去他就在县中城里尊经社，选拔秀才，每月两次亲自给他们讲解经书，开重视教育之先河。

而对于学生里穷困人家，则从县衙拨款，每人给银一钱五分到两钱，以免因贫辍学。

因为韩城缺粮，左懋第上任的时候常平仓已经空了，为避免粮价暴涨，他用俸禄买了一百石粮，又号召乡绅富户捐了两千石，重新设立常平仓。

这笔支出，又让他两年白干。

不论如何，左懋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士民一心，韩城依然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

尽管他们都尽力，用了的种种举措，韩城贫苦百姓很少做贼。

可仗打到这个地步，经商富户的经济来源基本断绝，贫家田地粮食又一遭遭被贼寇祸害。

陕西的仗如果再打下去，韩城前途一片黑暗。

夜风凉了。

左懋第回过神，揉了揉发胀的眉心，目光聚焦在书信‘韩城一年免征赋税’的段落。

那张像铁关公一样的脸上不自觉露出笑容，心中也不免想到，免征赋税后韩城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浮想联翩。

至少接下来，元帅府似乎没有侵扰韩城的意思，他们能得到难得的时机，来让土地恢复生机。

他甚至想借由元帅军之手，对韩城完成清丈田亩的工作。

这件事本地人来做阻力很大，对元帅府那些外来户来说却很简单。

这项积压在韩城百姓头顶数十年的积弊，若能一朝清扫而净，韩城一定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只不过……想到白天陈奇瑜的使者，左懋第脸上的笑容又逐渐冷却。

这种情况在他短短三年的仕宦生涯里，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每当他天真地以为接下来的情况会有所好转，时局总会冷酷地扇来一个大嘴巴子，把他辛苦堆砌的桃花源蹂躏成一团糟。

左懋第都习惯了。

但这次真不行。

尽管身份和情感上，左懋第非常愿意听从陈奇瑜的指示出兵，就连他的母亲陈氏，也叮嘱他家族世受国恩，不能有负皇帝重托。

可韩城没兵可出，这里十一路民壮都是民兵，仅有守土之责，无出战之意。

募兵的问题更加复杂，韩城衙门没那么多钱招募士兵。

他们的募主不是左懋第，而是城中四姓和城郊胡、党、丁、杨等三十六家富户。

募兵的所有粮草、兵器、甲胄、饷银乃至衣裳日用，通通由三十六家出资供给，干的是保境安民的活计，没有出境玩命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整个韩城这么多年努力，流寇三薄韩城，被士民用命三次击退，为的不就是四乡平安，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如今这机会唾手可得，只要不去惹元帅军就可以了。

让他们出兵，谈何容易？

偏偏，西安府城危急，九死一生穿透围城营地送达口信的使者，白天在衙门大堂上受士绅奚落，一怒之下拔刀斫断尾指，转身奔回西安府城。

看着那根尾指，左懋第的良心遭受谴责。

更大的疑惑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助朝廷出兵，给百姓安乐，居然成了相悖的选择。

当天夜里，左懋第奋笔就书，命衙役连夜出城，送往郃阳、蒲城、渭南等地。

他心想固然韩城不能出兵，他也理应该把身困围城中陈奇瑜的指令传达给其他地方，兴许别人有出兵的条件。

不过就在左懋第还思索自己的信能起到多大作用的时候，周围几个县城已经起兵了。

第一个起兵的就是西南方向的郃阳县。

郃阳知县叫范志懋，是河南虞城举人出身，范仲淹的后人。

那边的情况跟韩城不太一样，没有靠近黄河的空赔税银，不过额外支出比韩城更多。

因为郃阳县有一个营的驻军，叫韩郃营，一营军队给养都仰赖郃阳县供给，非常劳民伤财，知县范志懋一直想把韩郃营解散了。

一个营的军队固然可以驱散贼寇，但这几年陕西的情况显然不是军队能解决的问题。

外来的流寇是打跑了，可一个营的衣食吃用，别说如今有旱灾，就算没旱灾，单靠郃阳县也供不上。

这事儿也不得不提左懋第，这个营叫韩郃营，理应韩城与郃阳一块供给，但左懋第治理韩城三年，倒欠朝廷一万五千两，经济上根本无法提供军饷。

而客观上，所有到韩城的贼兵都被左懋第这个知县带兵打跑了，而且是跑到山里就格斗剿灭，跑到河上就开船逐敌，追着撵着打的那种。

人家根本不劳韩郃营大驾。

以至于找韩城要粮要钱都没法开口。

韩郃营的兵将也很委屈，我们在这驻扎，军纪挺好，但吃吃不饱，穿穿不暖，来贼了我们先上，连游击将军都死一个了，你们地方上还这么大怨气，动不动就要解散我们。

谁稀罕啊！

本来知县范志懋就正跟韩郃营主将李国政因军费扯皮呢，一收到左懋第转达陈奇瑜的指示，俩人当即一拍即合。

郃阳县出拔营费，韩郃营出兵支援西安府城。

转眼之间，随着左懋第的书信在渭北各县联络，很快借着元帅府忙于运送物资的时机，在渭河北岸组织起一支有模有样的军队。

他们的将领分别是韩郃营守备李国政、蒲城守备孙守法、韩城守备刘进爵、都司张继载，以及兵马六千。

这支军队一路横插蒲城，经过孝童镇商贾大家补给物资，屯于关山半日，当晚就南下渡过渭河，进了渭南境内。

他们南下渭南，是为了汇合渭南起兵的地主武装。

因为渭南县有个大家族，一门九进士三尚书的南氏。

眼下族老南企仲曾为南京礼部尚书、他的儿子南居业此时为礼部主事，另有南居益，曾为福建巡抚，是被削籍归家的工部尚书。

这个家族田地广袤，仆役众多，早在刘承宗放出风来，要一亩一两银的赎买田地，又派人至渭南清丈田亩，就已经在琢磨起事了。

如今一看渭北有军队聚集，当即呼应，在渭南出资募兵，欲联合李国政等人解西安之围。

其实尽管声势浩大，但这些将领都知道关系重大。

为了给予府城外围城大营突然一击，他们往来通信较为隐秘，兵马行进又昼伏夜出，所以渭北集结出六千兵马的时候，刘承宗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这支军队昼伏夜出，进入渭南。

他们进渭南两个时辰，一百五十里外咸阳塬上的刘承宗就收到消息。

这支明军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作为相当于想从别人口袋里偷根草，却一脚踩在失主命根子上。

元帅军对他们进入渭南的情报，是由押运辎重的蒙古兵报告的。

谢二虎换马四次，两个时辰窜了一百五十里，跑到咸阳裤子都磨开线了，火急火燎地找刘承宗报告。

他说：“大帅！知道为啥张天琳不回信了，有支明军自渭北而来，直扑我军粮道把渭南堵住了！”

刘狮子当即暴跳如雷，压抑心中数日的无名邪火终于找到了宣泄口：“老子的兵将在潼关帮你们挡瘟疫，你们他妈的截我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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