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雄邑，残破至斯，神州劫难，不知何时能止……”

西征大军四月底自弘农开拔，六月初抵达长安城外，至于原本窃据城池的京兆杜洪早已经率众外逃，不知所踪，自此日起，先后沦落为屠各汉赵、羯胡石赵所统治的关中长安，终于再归王统！

原本这应该是一桩极为振奋的事情，可是王师之众，自主将桓宣以降，面对着城防洞开的长安城，脸上却殊无喜色。因为眼前的这座长安城，实在是太残破了！

天府大邑，旧汉雄都，这座在所有诸夏生民心目中都具有着非凡意义的伟大城池，此刻却是以最丑陋、最残破的姿态呈现于王师上下面前。

原本的城郭墙垣，大半都已经坍塌，城内城外几无分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杂草蔓生。所谓的护城河，只剩下深浅不一的沟壑，流民们于沟壑上下搭建起杂乱的窝棚，大量人畜便溺痕迹分布周遭，稍有风动便恶臭散逸。

大量的难民神色木然的眼望着王师大军徐徐靠近城池，一个个瑟瑟发抖，却已经没有精力再作出如何鲜活的惊恐表情，甚至都懒得做出无谓的逃遁举动。

“城外驻扎，并将城内游食之众驱入野外！”

尽管心中多有悲凉之叹，桓宣还是强打起精神，告令全军道：“王师奉令西征，不待周年，长安已复，晋业中兴，将士用命，足堪夸事！”

长安的收复，总体谈不上波澜壮阔，而事实上这也仅仅只是整个西征战事中一个阶段而已，远远谈不上竟功。尤其目下的长安城周边还集聚着晋、胡多达几十万的游食难民，一旦处理不当，便要糜烂成灾。

所以眼下的桓宣也实在不敢松懈，甚至都来不及组织什么夸军典礼，仅仅只是将行营由灞上转移到了长安城外郊野，转头便又投入到了繁重的军务之中。

在大将军返回洛阳行台之后，桓宣接任成为西征战事前线督将，对于自己何以得此任命，桓宣心里也清楚得很。

这更多的还是针对他过往多年经营襄阳区域旧功的褒扬，并且在行台决定整顿襄阳时，他能够主动放权，配合行台行事的一种补偿。关中局面看似混乱不堪，但也正因如此，并没有哪一方强大到足以抗衡行台西征大军。

尤其行台军进不急不躁，不求仓促之功，这更令得真正战阵上的对决几乎没有悬念。而在参与西征的几路人马之中，襄阳军队在大将军府序列下战斗力并不算出色，甚至都比不上后路郭诵所率领的中原部队。

更何况行台四军精锐之中，除了弘武军之外，其他三路人马俱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到此战中，为桓宣得于收复关中之功而保驾护航。

但这并不意味着桓宣并其麾下襄阳军今次西进只是躺功，相反的，桓宣自知他的任务相当重要。若仅仅只是名义上收复长安或关中，这对行台来说并不困难，甚至无需劳师远征，只要行台稍作流露表态，肯于暂作妥协，关中这些豪强们包括杜洪在内只怕都会乐于归义易帜。

但很明显沈大将军不满于这样程度的收复，此前亲临前线剿灭弘农杨氏这一中朝巨宗，本身就给西征众将树立一个标尺，那就是绝不容许行台法令威严被地方豪强乡宗所夺！

到目前为止，西征各项成果的取得，桓宣多半还是承惠于友军。可是接下来要将关中特别是三辅地区真正纳入行台监管之下，让政令得以畅行无阻，这才是真正考验桓宣的地方。

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单纯的武力威慑并不能做到，甚至可以说是下下之策。关中久乱，陡然入治，民众的不适与抵触可想而知，若是一味穷杀吓阻，到最后只怕不会剩下多少人。这样一个人间地狱的关中，不可称之复兴，而是一种作孽。

桓宣主持襄阳军政事务多年，将襄阳地区由一片百战废墟整顿成为一所治邑，治乱经验自然不少。

而且早年的襄阳地区广纳四方游食，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雍秦之间，当时所面对的局面除治乱之外还要应对外患以及来自江东台城的掣肘制衡，较之当下的关中又复杂得多。

所以当沈大将军展露博大胸怀，将此重任予之的时候，桓宣也是下定决心、竭尽所能，将关中纳入治土，无复再乱。关中这个平台，又比原本的襄阳要大得多，当然桓宣也不再是孤军奋战，对此他还是充满了信心。

目下摆在桓宣面前，最大的问题还是长安周边集聚的这几十万难民。这既是杜洪留下的烂摊子，也可以说是西征王师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局面。

游食难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居无定所、聚散无常，乏甚管束的手段。长安目下虽然已经残破不堪，城池基本的职能都不再具备，但最起码在关中人心目中还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能够发挥出不小的集聚、号召效能。

中路王师西进以来，对三辅郊野所造成的破坏堪称粗暴，甚至言之暴虐都不为过。大军行过之后，几乎不再存在大的生民据点，沿途坞壁要么开门投降，要么就被直接击破。

至于这些坞壁中逃窜出来的生民，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的聚集在长安周边。如今就连窃据长安的杜洪都已经率部逃离此境，王师自然顺势接收这些难民，可以说是已经越过了起始难题，即就是对难民的聚拢和人身控制。

当然也不排除三辅其他乡野境域中仍有大量难民游荡，后续自然还会继续有招抚、集聚的举措，比如后继而来的郭诵后军。

乱民如蝗，个体诚然怯弱，可是一旦集聚成规模，其危害性便会彰显出来。哪怕是桓宣，也从没有过短时间内整编安置如此大规模难民的经验。

但他也明白此事不可缓，王师真正的敌人仍是盘踞于河北的石赵余孽，不可能将太多时间和精力抛掷于关中，从整体战略考量，只能采取这种稍显激进的节奏。

在确定杜洪已经逃离长安之后，桓宣并没有急于率部跨过灞上兵入长安，而是谨慎的在灞上周边广设游哨，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逃窜。

在经过几次刀兵震慑、血的教训之后，这些难民们总算稍微安分下来，按照王师的要求各自竖栅暂居灞上，不敢再向四野逃窜。

对难民最有效的震慑手段无疑是武力，所以接下来桓宣又以清扫杜洪贼军余孽为理由，大军主力按兵不动，分遣千人队伍行入灞上，搜捡解除难民之中成规模的武装力量。

这一个过程尤其需要谨慎，一旦迫之过急便容易酿生民变，若是检阅粗疏则威信不能竖起，也不利于消除隐患。

在这一点，襄阳军具有着不小的优势，因为部伍之中本来就不乏旧籍关中的将士。这些人乡音入阵，无形中便给灞上这些惶恐之众些许心理安慰。而且桓宣也下令首以搜查弓刀、金铁械具，并不擅杀人命。

所以在长达三天的搜查中，虽然偶有骚乱发生，但总体上风波不大，没有扩散开来。至于收缴到的弓刀器械，数量也是惊人，直接堆满了长安城南部小半坊区，由此也可见关中民风彪悍，生民随身藏械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在搜索的过程中，其他的方略也一直在进行着。比如拣选难民之中粗识文理又或身怀一技之长的匠人，这一部分人永远都是稀缺的人力资源，什么时候都不嫌多。

灞上专设两营，用于搜罗安置此一类的人才。这过程尤以利诱为主，只要能够入选营中，便可得王师半卒给食，这些难民积极性自然高涨，应者蜂拥而来。

如此以来，几十万的难民再次被分化出了一部分。

灞上生民杂居，除衣食之困外，另外比较严峻的一点便是疫病不可控制。如此嘈杂混乱的环境，尤其此刻正值盛夏，几乎每天都有数量不少的难民病死。

在这方面，桓宣也并没有太好的手段，虽然王师营盘内是有着严格的防疫规令，可是这些规令一时间却难推及于民。单单饮用热水和及时焚烧病死者尸体，一时间便很难完全推行开。

幸在灞上役力不乏，深孔打井取水为用，民众也都恐于疫病、简居栅栏内，倒是暂时控制了疫病的进一步扩散。但是一些用于防疫的药物，由于携带重货的水军还没抵达长安，也不可能奢侈施用于难民。

渭水泛滥，舟船难行。桓宣在控制住灞桥之后，也即刻便开始了对渭水的疏通，灞上役力众多，效果倒是卓著。

而讲到这一点，又不得不提渭水下游下邽区域所提供的帮助，那个作为下邽县丞被提前派到境域中的王猛着实给了桓宣不小的惊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也在境域中集聚其近万役卒加入到河道的疏通中。

这让路永所部水军提前数日抵达灞上，除了运送来大量急缺的物资外，近万水军的加入也彻底巩固住王师对长安周边区域的控制和占领。

一直等到路永率部到来，桓宣才总算松一口气，又将注意力转回到军事上。很快，自咸阳突围而来的氐人蒲健便被引入了中军大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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