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中旬，沈哲子便离开潼关，返回了洛阳。随行的还有一部分关西时流、乡宗代表，虽然行台也并未强求他们跟随，但他们各自也总要有几分身为被征服者的自觉。

关于如何安排这些新复领土中的乡宗门户，对行台而言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往年淮南都督府时期，虽然也是拓疆诸多，但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算太严重。

那个时期沈哲子作为淮南大都督，军事方面的职权要远远超过行政方面，所以在政令的颁行方面就难免因陋就简，一切为军事服务。加上当时中枢与淮南的矛盾，使得气氛颇为紧张，那些乡宗门户就算是有什么政治上的企图，也都不敢表现得过于急切。

可是现在，行台本身便是一个军政统管的霸府机构，江东台省已经被彻底架空。所以将这些新归附的乡宗门户快速纳入行台统序中来，也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

行台目下拥有着完整的人事构架并执行效率，甚至就连人才培养的梯队都已经形成。所以在实际的地方秩序重建方面，其实也无需仰仗这些乡宗太多。

就在沈哲子返回洛阳之前，行台已经选拔征发了近千名地方乡、屯的基层官员、吏目，眼下的弘农、上洛也都是残破之地，加上还有数万王师驻扎境中，年前年后这段时间里，自上而下的秩序差不多就能构架起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这些乡宗门户完全忽略，不作处理。

暂且不论这些人手中所掌握的人丁、土地等资源，单单他们自身，便各自都不乏组织生产、战斗等能力，或许格局、眼界上面各有参差，但也绝对是当下这个世道比较稀缺的人才。

若将这些人完全排斥在统治秩序外，他们就会演变为世道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就算不考虑这些人能够做出的实际贡献，单单将他们笼络在统治秩序之内，本身就是稳定社会秩序、消除潜在威胁的重要手段。

行台在地方治理方面，有两条虽不明列典章、但却实际存在的红线，那就是土地和人丁。其实如果不是为了要恪守这两条红线而不逾越，以行台目下所拥有的力量，直接开入关中、地方豪强必然望风披靡，不会遭遇什么太顽强的反抗。

就像今次攻打弘农，虽然看起来那个弘农杨氏串结乡势而作固守，但其实只要沈哲子愿意跟他们谈条件，也根本无需刀兵加身便可以收复弘农。比如河东，当沈哲子愿意放低对那些乡宗的勒取，他们也都乐得归顺行台。

目下王师的征战策略，也不乏刻意增加难度，就是因为沈哲子固执于这两条红线，不愿意保留太多以往的乡土秩序。如此一来，才需要步步为营，随时警惕来自这些乡宗门户的反噬作乱。

就算是这样，对这些乡宗才力的消化与吸收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返回洛阳之后，沈哲子也没有得于闲暇，即刻召集杜赫等行台官员们，讨论该要如何安排这些新复郡县的乡宗人家。

其实在这一方面，行台也已经拥有了颇为成熟的各种手段，眼下再讨论，不过只是确定将这件事当作行台年前年后的一项明确目标。

乡宗难对付，一在各自门户所掌握的土地、部曲等实际乡资，二在于乡土之中所积累的誉望与号召力，三在于各自家门中比较优秀的族人。

其实关于这几个问题，往年的淮南都督府也都有各种政令实施，但是这些规令有的是时机不具备的临时权宜，有的则充满了军事色彩，比如早年都督府的甲功寄食、进入河洛之后的军功授田等等。

土地就是生民根本、统治基础，所以过往这些年，在土地分配方面，沈哲子也是推行过多项政令进行试验、改革。一直到了去年，行台才颁行了一项比较强硬的土地政策，名为归耕令。

归耕令所涉及的方面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封锢。

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寒门豪强，对于土地的渴求都是渗入到骨子里的本能，封山为园、圈湖造田，南北俱是如此。

尤其在战乱地区，那些各自拥有着不菲战斗力的乡宗豪强们在这方面简直就没有竞争者，他们各自控制着大量的山林农田。寻常小民对此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还要求庇于这些豪强才能保证人身的安全，也全靠这些豪强的组织保护才能进行生产。

比如河东薛氏，便是汾阴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简直较之有着江东豪首之称的吴兴沈氏所占据的耕地还要多。当然这与道德无关，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生产而存活。

归耕令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内无有垦植记录的田亩俱都收归国有，这主要是针对淮水以南的治土，类似洛阳并黄河沿岸的土地，统共收复也不过数年出头。

这项规令等于是一刀切，将大量乡野之中开垦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来，各地官府有了这些土地在手，各项政令实施起来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虽然态度强硬，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波澜，一方面是因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除了一些特别发达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则就是江北生产秩序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问题上，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如广陵、襄阳这种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并不存在一些大一统王朝中后期往往会出现的兼并严重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严峻的问题还是在于生产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够的，但是劳力却有限，那些乡宗门户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荫户部曲。

这个问题在短期内还并没有凸显的过于严重，且不说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遗余力的收复流民，单单中原大战打败石堪，便从河北邺城周边搜罗了百数万生民，一直到了如今才可以说是完全消化下来，俱都安排进了生产中，给河洛地区提供了旺盛的元气与活力。

可是自此之后，人口问题就渐渐凸显出来。无论关中还是河北，这些存活于乱世的乡宗门户们危机意识要更加强烈，想要通过和缓手段从他们手中将人力抠出来几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态度强硬其实也是一种借题发挥，既然常规手段不行，那么就暴力摧毁。对人口的掌握无关乎代价高低，是行台发展最重要的客观制约。

哪怕是这些强硬手段有可能将一部分乡宗逼到敌对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让步，要保证行台在籍人口的持续增长。只有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行台各种建设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换言之未来这些乡宗门户无论是要求政治声望还是个人前途，都有商榷余地。但唯独人口方面，谁敢越境都是一个死！

哪怕会因此推迟整个北伐统一的进程，沈哲子也不允许在行台统治之下还存在那种荫庇、占有大量人口的乡野势力。

在行台会议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强调了这个问题，一众行台官员们也都感受到大将军在这方面的决心之坚定，表态奉行的同时，也都各自心内凛然，谨记告诫家人切勿逾越这一雷区。

说到底，他们各自能在行台为官，摆在面前最辉煌的道路还是远大的政治前途，与之相比，热衷于私营部曲、盘踞乡野才是一种没有志气的想法。

上洛、弘农等地的战后复建，基本不存在乡资问题。就连弘农杨氏这种旧望高门都被铁血铲除，那些乡宗势力纵然有什么不甘，也只能暂时忍耐下来。

至于河东这种没有经历过刀兵蹂躏的地方，也并不会因此成为法外之地。虽然暂时不会强令那些荫户归籍，但河东军府的创建本身就是一个开始，通过军府将一部分私荫乡曲转变为在役甲士，将分散在那些乡宗之间的生民战斗力整合起来。

在各项政令颁行方面，沈哲子有一项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充裕，凡事并不强求一步到位，争抢朝夕之功。

无论是原来的淮南、还是后来的徐州，包括眼下的河洛，其实在政令方面都不强求统一标准，而是各自都有着不小的差别。通过这种日积跬步的治理，渐渐达于一种政令统一的局面。强势外表之下，其实也是充满了因地制宜的施政弹性。

比如这一次新收复的上洛、弘农，以及稍后的关中，想要快速恢复秩序的建设，沈哲子就打算采用均田令，直接按籍授田。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不打算与那些关中豪强谈和苟且的原因之一，只有将他们彻底打残打服，之后政令的推行才能少于掣肘。否则就算是大军贸然攻入三辅、占据了关中，一旦如此推行起来，各方也肯定是动乱不断，那些豪强不可能容忍这种人地两失的政令实施。

之所以要在关中推行这种此前没有实施过的政令，就是因为关中形势太复杂，杂胡太多，强求赶尽杀绝是下下之策，没有那个时间，代价也太大。

毕竟关中汉胡杂居日久，就算是一味强杀，都缺少一个有效的甄别手段。胡人杀得太狠，汉人也会因此元气大伤。

而且很有可能，关中的汉人可信程度未必就比胡人高多少。毕竟他们长期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中，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困境需要解决，那种血脉和法统的号召力与认同感已经变得极为脆弱。

只有强迫从最根本的生产方式上改变他们，通过土地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土地反过来又会对他们施以捆绑与制约。

关中本身地势便就相对闭塞，立足于此整合当地力量，才能有条不紊的一一拔除掉那些刺头，而不需要重兵长期驻守关中，严重拖慢整个北伐步调。

当然，这些考虑是建立在目下的关中战事上王师在战斗力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通过这种摧枯拉朽的威压，才能最大程度缩短一项政令的实施并成熟周期，同时快速有效扑灭境中各种反对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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