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仓皮劵的销售，除了前期投入的各家分利以外，那每股十万钱的股金还是建康城营建下一步的启动资金。既然庾曼之这里销售情况不是很好，沈哲子索性让他将剩余的部分都转给任球，由其再往外发售，趁着价格还不错，尽快将资金回笼。

至于那些错过今次入场机会的都中各家子弟，日后倒也并非没有机会再加入进来。日后随着供股的成本增加，那些商旅们势必不会将太多浮财投入进来，免不了要转手出去。又或者干脆将之馈赠给官宦人家，以此换来庇护。

在古代这样一个社会，尤其是东晋这样一个年代，官员所享有的特权实在太多，乏甚制约，几乎没有有效的制约。因此，并不能发展出来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健全的金融产品，一切的利益输送，终究还要向权力看齐。

这种现象，其实也并不仅仅只是东晋的弊病，应该说是农耕社会生来俱有的弊病。因为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被锁死在土地上，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任何的商品经济仅仅只是权力的附庸，在生产力没有一个突飞猛进的爆发时，资本其实很难彻底翻越权力所设置的障碍。

沈哲子所搞出来的这些构想，其实很难称之为资本，因为这个构架的核心还是以权力为基础。假使他家没有获得眼下的势位，完全不可能号召那么多人家真金白银的投入进来。当然，还有中枢暗弱，不能对占有资源的南北各家进行有效的控制。

别的不说，单单台中如果看鼎仓不爽，直接强令少府撤出，那么这个组织就会即刻崩溃。可是现在，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台中自然要投鼠忌器，绝对不敢进行太强力的干涉和管制。

所以，沈哲子这一套的计划，只是针对于眼下这个特殊的时代所构架起来，换了一个时代且不说做不得做得成，即便是做成了，崩溃起来也简单的很。更远的不说，单单沈哲子未来过江以后，随着他掌握的军队和土地越来越多，要不要废除这个组织只是在他一念之间而已。

这应该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许多在后世看来应该能大益的制度，换了一个环境便会变得脆弱至极，根本就经不起折腾。

庾曼之原本还以为自己做的很好，结果在任球这里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心情实在黯淡。他眼下在都中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任事，索性告辞去找沈云喝酒去了。

待到庾曼之离开后，沈哲子便问起了任球其他的布置。过去这段时间，他做的事情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是围绕建康城的营建，随着鼎仓的建立，事情已经踏上正轨，剩下的由其自由发展就好了。

至于别的事情，摘星楼那里聚集了都中大量的年轻人，各个激昂愤慨，自比于东汉时期的党人，生怕没人去找他们的茬，最好是把摘星楼拆了，给他们的行为更添悲壮色彩。

这些事情，沈哲子在决定节录《徙戎论》公布于外的时候，便已经有所预料，眼下倒也并不感到意外。他也懒得再去过问，那些人叫嚷的再怎么凶狠，过过嘴瘾而已，或许能将北伐这个话题再炒热起来。只要宿卫没有失控，他们就脱不了缰。

还有就是被沈哲子派去琅琊郡的几个门生，算起来那个卞章归乡也有些时日，倒是不知在乡里经营的如何了。

听到沈哲子问起此事，任球便笑语道：“那个琅琊卞氏仇家真是不少，卞七郎刚刚归乡露面不久，都内各寺署有司便纷纷收到琅琊郡内人家的检举。为了压下这些检举，我近来也是多与各寺署吏员走动，倒是没有闹出什么风波。”

琅琊卞氏被抄家罪名是谋逆，但这是庾亮在世时的旧案，最初的风头过去了之后，眼下已经不再被提及。

就好像历史上的吴兴沈氏，沈哲子老爹作死，家业尽毁。但是由于琅琊王氏没有垮，王敦谋反这件事很快也就平息下来，许多原本王敦的旧员也都免于被清算，又渐渐变得活跃起来。

比如陶侃的亲家庐江周氏周抚，只是在王敦被灭最初逃到了蛮部躲了几年，风头过去后归乡闲居，被禁锢一段时间很快又得到进仕的机会，甚至还参与了桓温灭成汉一战，后来官居益州刺史。

而沈家则要惨一些，全家只剩下一个沈哲子的小兄弟沈劲，因为背负谋逆之名甚至连乡议定品的资格都没有。后来也是走了王胡之的门户，才谋求到一个北伐的任事，后来死战洛阳。

以其一人之壮烈，又给家族争取到了一个继续向前行的机会，死灰得以复燃。在南朝的政权交替中，先后出现沈林子、沈庆之、沈约等出色的族人，在文武领域各有建树。哪怕到了隋末年代，还又出现了沈法兴这样一个反贼。

如今的沈家已经摆脱了旧路，甚至于褪去了武宗色彩，正在渐渐向江表高门过渡。

那个卞章的情况，其实与原本历史上的沈劲差不多，都是谋逆武宗的余孽。这样的人，本身乡资已经大损，如果没有人施加援手，几乎没有复起的可能。而沈哲子则就充当了卞章的贵人，当然未来这个卞氏究竟能走到哪一步，还要看这个卞章自己的能力。

譬如原本历史上的沈劲，就算是得以坐镇洛阳，但假如胡虏攻来了却弃城而逃，即便有再过硬的关系，也要为人所鄙夷，让原本已经衰落到极点的家业再次雪上加霜。

听到任球这么讲，沈哲子便有些了然。大凡武宗之家，在乡里行事肯定会失于强横，让乡人们积怨众多，加上随着其家垮台，原本的田亩庄园肯定也是被乡人们所瓜分吞下。现在却突然冒出一个继承人，肯定是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

假如没有任球在都中关照，这个卞章不要说重振家业，可能眼下早已经被郡中抓了起来，论罪问斩。

“卞七在乡中近来也在诸多走访，他家原本的家业早被乡人瓜分，除了一小部分确定愿意归还产业，其他的都是不予理会，乃至于还有人家派庄人想要暗里袭杀卞七。若非驸马关照，这卞七休想再在乡中立足。”

任球自然明白沈哲子关注的是什么，顿了一顿后便又说道：“现在可以确定那些人家里，与王氏有关的便有三家，分别是王处明的门生和王敬豫妾室之家，至于态度最强横、干涉最深的，还是太保妾宗雷氏。这个雷氏占了原本卞氏几百顷良田并两处庄子，并屡有扬言，卞七若敢登门便打断他的腿交付廷尉。”

那个卞章虽然是沈哲子的门生，但说实话，沈哲子的名头在琅琊郡也不好使，或许能唬住其中一部分实在没有后台的小户之家。但只要稍有依仗者，便完全不需要理会沈家的脸色，而沈哲子也确实拿他们没办法，他并不能直接插手。

就好像琅琊王氏如果敢插手吴兴的乡斗，那就是直接在打沈家的脸，别管有理无理，反击是最起码的尊严。如果连这点胆气都没有，乡人们还凭什么要看他家脸色做事。

“再给虞胤去一封信，他帮不帮忙都罢了，但是如果敢坐视我的门生在他郡治被害或是被擒，不要怪我找他麻烦！”

那个雷氏的名头，沈哲子也听说过，仗着太保小妾和王敬豫的关系，作风不乏张扬。沈哲子虽然不能直接威吓他家，但给琅琊太守递一句话还是可以的。

略作沉吟后，沈哲子又说道：“那个卞七好像原本在宗里就不大受重视，如果行事太保守，很难切入重点，抓住要害。让他不妨步子迈的大一些，只要不是当场死在琅琊郡里，哪怕捕入廷尉，我保他无事，放手去做。”

安排这个卞章回乡，沈哲子也是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一方面给门生们树立一个榜样，一方面也是抓抓琅琊王氏在乡里的黑材料。当然未必能直接命中王家，但借此铲除一下他家的羽翼，也是不错的。

任球闻言后便点了点头，然后又说道：“这个卞七，庶务方面确是还有一些章法，但是应激权变终究有差。但郎主稍后又派去的那个胡润，确实能够做事。他去了之后，按照卞七提供的线索，软硬兼施，或威逼或诈许，这才给卞七争回来一部分家业，在琅琊郡里有了立足点。”

沈哲子听到这话，不免一奇，仔细问了一下那个胡润用的什么手段，诸如恐吓、赎买，甚至于连绑架都有。听完后，沈哲子也不免感慨，他早知道这个胡润是个不择手段之人，针对不同人家指定不同策略，能力确实很强。

既然这个人能力不缺，不妨多用一下。略作沉吟后，沈哲子又吩咐道：“卞七那里如果事情上了正轨，也不必再让胡润待在那里。马行之这个小子做了曲阿县尉，但做事还有些稚嫩，让胡润去曲阿待几个月，带一带马行之。”

未来沈哲子要独挡一面，方方面面的人才都要提前储备起来，真有能力的人，他是从不吝于给予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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