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坤想了想，也觉得“好朋友贸易”的办法也能接受，虽然是个“丝马朋友”（不是酒肉朋友，苏丹是不喝酒的），但终究多一个朋友了，而且还能得到马。

看到纪坤点了头，穆罕默德.科普鲁律接着又开口了：“运输马匹和丝绸、瓷器的船只和水手，应该由大明方面提供。”

那是必须的，奥斯曼的船如果装上1000匹阿拉伯马，怎么可能过得了马六甲？

大明的船就不一样了，葡萄牙、荷兰怎么都不至于为了1000匹马和大明翻脸。

纪坤和李少游互相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事儿总有点不妥——倒不是船只的花销，只要多捎点货，费用是可以赚出来的。

但是由大明的船拉着丝绸、瓷器到奥斯曼帝国送给苏丹，怎么看都有点像“朝贡”啊！

而苏丹再送马给大明皇帝，则看着像回赠！

科普鲁律看见两个中国人在商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中国人好像不缺船啊，而且他们跑到巴士拉来的时候还有荷兰人带路，应该没问题啊！

老头子心里想不明白，脸色慢慢的沉了下来，看上去挺怕人的——这家伙是耶尼切里的童子军出身，长相又特别威严，早年还因为长得威严而当上了耶尼切里军团的厨师，这也是科普鲁律发迹的开始。

所以他这张脸一沉下来就是杀气腾腾的，和奥斯曼帝国世界最强的地位倒也相当。

纪坤和李少游都被他吓一跳，他们在欧洲的使命还没开始呢，可别栽在奥斯曼帝国这里。

“行！我们提供帆船！”纪坤点了头，“不过为了负担帆船的开销，需要额外携带一些货物到奥斯曼帝国境内贩卖，希望贵国可以免税。”

老头子伸出一根手指，“每五条船中，只有一条船的货物可以免税！”

老头子可精着呢！

“一条就一条！”纪坤的生意经还是差了一些，很轻易的就答应了。

科普鲁律又说：“朋友之间的馈赠，在价值上应该是相当的。”

“那是当然的。”纪坤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就商量一下如何确定阿拉伯马和中国丝绸、瓷器的价值吧！”这个时候的科普鲁律表现得一点不像帕夏，倒是颇有点奸商的风范了。

还谈起生意了......

纪坤心说：早知道就把范.迪门带来了！

“帕夏，您想怎么折算？”纪坤问。

科普鲁律说，“我们可以先确定双方送出礼物的总值，以白银计价，以送出方的首都的物价为标准，而双方送出礼物的总值应该是相当的。为了更好的确定礼物的价值，奥斯曼帝国和大明帝国应该互派使者，长期驻扎在对方的首都。

另外，海上运输总是存在风险的。如果发生沉船、船只失踪这样的事件，损失也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但是只限于礼物本身的损失，不包括船只和船员的损失。”

他缓缓的说着，每说一句，就会让在场的通事翻译一句。

等到这段话说完，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道：“如果两位使臣没有异议，我们可以马上签署一份条约，将搭成的一致意见变成书面上的条款。”

还要签条约啊？

纪坤和李少游都有点哭笑不得了，原来这年头要交朋友还得先签个条约......

条约该签还得签！

不管是《好朋友条约》还是《明奥友好互助条约》，总之都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外交成果。

签完了约，大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暂时就算朋友了！

在奥斯曼帝国的帮助下，大明使团就能继续上路了，不过这回不能再坐船了，而是走陆路继续向西。

先是去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纪坤、李少游和范.迪门会在哪里觐见奥斯曼帝国的苏丹。

会见完苏丹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大臣居尔居就会和荷兰大使范.迪门一起护送大明使团走陆路前往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

之所以要走陆路去法国，是因为奥斯曼帝国这个时候正在和威尼斯打第五次威土战争，双方在爱琴海和克里特岛上激战，爱琴海上的航道时不时就被威尼斯舰队封锁，而且还有不少双方私掠船出没。

相比之下，走陆路虽然要穿过天主教阵营中的另一个“脑残”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神罗的皇帝和诸侯们比地中海上的强盗要讲理一些。

当皇帝的都要讲体面，怎么都不会去扣押大明使团。而神罗的诸侯们无非就是要俩小钱，也不会杀人掠货——人家不仅是中国使者，还是耶稣会、法兰西国王、神罗皇帝和荷兰执政的客人，犯不上得罪那么多人啊！

而使团的副使汤若望（他和李少游都是副使，这一路都在翻译《子论格物篇》，没怎么参与外交活动），则会带上刚刚翻译好的《子论格物篇》直接由陆路前往罗马，觐见教宗英诺森十世。

身为耶稣会传教士和罗马神学院的高材生，汤若望对罗马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在他21岁——25岁期间，曾经在罗马神学院学习了4年，然后在1618年离开罗马，踏上了去往中国的慢慢旅途。

而在西元1650年的秋季，在他阔别罗马3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时代的罗马城。

罗马城和32年前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多了几栋由乌尔班八世和英诺森十世命人建造的宫殿、教堂。但是大部分的建筑和街道，依旧没有什么变化，全都是古老而遥远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只是慢慢变旧。

耶稣会的总会就设在罗马，就在罗马神学院内，这座神学院是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神父所创立的，专门为耶稣会培养传教士，但是重新回到这里的汤若望也感觉到了一种日渐没落的气息。

负责接待汤若望的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名叫费迪南德.维贝斯特，大约二十七八岁，现在是学院的文学和修辞学教师。

“亚当.夏尔兄弟，您似乎有些不安。”

在一间光线阴暗的教堂内，两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神父坐在长椅上，低声交谈着。他们正在等到病中的耶稣会总会长露面，后者在得知汤若望归来后就梵蒂冈宫面见教宗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维贝斯特兄弟，”汤若望说着有点生疏的拉丁语，“实际上我相当的不安。”

“为什么？”维贝斯特问，“您在中国的传教看上去相当成功啊，您不是已经成为了中国皇帝最信任的顾问？”

“最信任的顾问？”汤若望苦苦一笑，“我可以没有这样说过......实际上，我们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正遭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

“巨大的挑战？”维贝斯特愣了愣，“您是指什么？”

“天理！”汤若望说了句中文，然后又用拉丁文说，“这是中国人的造物之主，是他们的儒教所信奉的主。”

“我知道，”维贝斯特说，“从东方回来的兄弟说过这个......好像还因为翻译问题发生了争执。”

“不，不，问题比这个严重的多！”汤若望说，“真的......严重的多！我想，我需要立即面见教宗，向他通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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