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主与仆

自从周梦臣敲定等良贱之事，很多事情都接踵而来。

特别是徽州，江南，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一时间有大量的案件汹涌而来。让人应接不暇，有主告仆，有仆告主的，总之，简直好像是点燃了爆破筒。

甚至激烈程度，甚至比周梦臣想象的更加激烈。

这是因为这些矛盾本来就深植在地方。周梦臣如果不管，在几十年后，也会爆发出来，那就是北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想相呼应的南方奴变。

虽然而今矛盾还没有发展到要爆发的程度。但并不是说这矛盾就不存在。

在周梦臣等良贱的政策之下，很多事情都激发起来。

周梦臣细细分析，总计上有几大类。

第一，就是主告仆。有奴仆知道朝廷政令，不愿意为主家束缚，要脱离主人，但是这些世家大族就不愿意了。就将这些人的吃穿用度算成欠账，甚至还有这些奴仆之前所欠的钱，一并算上，要求奴仆还钱。

这让周梦臣也有一些头疼。

这些世家大族的手段，就比魏国公强多了。

毕竟法不责众，周梦臣不可能将事情做的太绝。而这些欠账也是真的。地主对百姓的盘剥，周梦臣也不是第一次知道，而且让良民成为奴仆最简单的方法，让他们欠下高利贷，最后只能卖儿卖女，最后自己卖自己，成为别人家的奴仆。

处理这一件事情，就需要技巧了。

周梦臣首先，要各地方查，有没有超过太祖皇帝当今的法令，即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凡是超过本金的通通作废。如果利息不超过本金。则承认这欠款的合理性。

就由朝廷出面担保，从银行之中借钱还上，但是此人必须迁居海外，或者东北。

其实，周梦臣也知道，各地新开拓的地方，都是需要人的。不仅仅是朝廷需要，刚刚在各地扎根的各方势力都需要。因为，即便有一些当地土著参与劳动，也需要一些自己人来看管。

也就是说，新开发地区，与大明内陆劳动力，有则巨大的差价。

正是如此，周梦臣才不担心这一件事情赔本，让银行不肯承担。

具体到一个人二个人，或许这一件事情很容易出问题。毕竟，海上风波恶，移民是有一定的死亡几率的。某个人死了是很正常的。但是扩大样本，大部分都能赚的。

而且银行也是需要成本的。一定的坏账率也是很正常的。

更不要说，还能得到朝廷，最少是周梦臣内阁的关照。这买卖自然是可以做的。

第二，就是仆告主。

这里面的事情就多了，其中很多细节，周梦臣都不忍直视。虽然很多士大夫家族，都对外宣称自己诗书传家，善待下人。但是真的家教很好，对奴仆非常好的人家，自然是有的。

但决计不是全部。

大宅门里面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知不觉就吞了人命的地方。

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周梦臣却不能做青天了。

一来这事情非常非常普遍。

毕竟家仇不可外扬，有些事情为了保密，杖毙几个下人的事情，也是有的。周梦臣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周梦臣知道，他的弟子家中，他的盟友家中，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的。比如殷家。

殷正茂是一个狠人啊。为了保证殷家在蒸汽机领域的优势，为了防止自己家的秘密泄露。殷正茂到底弄死多少人，周梦臣不知道，但是他知道，风声都传到他耳朵里面了。决计不是一个两个。

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明代传统道德观念之中，也不觉得不对。

吃里扒外，出卖主家，自然要以正视听。

周梦臣能做的，也仅仅是去信让殷正茂注意影响。

于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传到周梦臣耳朵之中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没有了吗？未必。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周梦臣虽然有改风易俗之心，但也不能莽撞。所以，他只能就这一一系列案件。做出决断。

也嘉靖四十七年六月为准，在此之前，有主杀仆，一律按前律。也就是罚钱。如果性质恶劣。也会有其他惩罚，但不会有死刑。

在嘉靖四十七年六月之后，那就按新律为准。杀人者偿命。

这也是无奈之中的选择。

不过，周梦臣还是给了地方官的自主行动的权力。

一般地方官都是按这上面来，不过是补偿给受害者一些钱财而已。

但是海瑞却不一样。

一些常年在某家的家仆，岂能不知道某些人阴私之事。海瑞就从这一方面出发，将这些世家大族的黑料给翻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公府。

海瑞气势汹汹非要将魏国公府给连根拔起不可。

当然了，海瑞之所以如此，也是敲山震虎，魏国公府在海瑞面前都不招架，其他人家自然不敢顽抗朝廷。如此一来，其他事情的推行，就容易多了。当然了，明面上的针对没有了。并不代表暗里就没有小九九了。

这一场明争暗斗不会轻易结束的。

最后，就比较复杂了。

有主告仆的，也有仆告主的。

这些就没有那么多人命官司了，大多都是经济纠纷。

而经济纠纷也分外难断。

一句话，奴仆的家产到底是不是主家的家产？

就好像是红楼梦之中，管家赖大家私数十万。这数十万家产，都是从贾府之中搞出来的，按理说应该是贾家的。但是在江南更多的是，主家放出奴仆，虽然有奴仆的名义，但却有自己的独立家私，又因为这些年商业上的发展，一下子比原本的主家有钱了。

这类奴仆一方面，想要脱离主家。一番又垂涎主家的一些东西。比如名声，官场上的关系。

在大明有钱固然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单单有钱，却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这方面主家与仆家就闹出很多矛盾。

有主家想要吞并仆家的财产的。因为他们觉得，人都是我家的，这些财产也是我家的。有仆家，想将自己洗白的。有一些仆家，想办法改为主家的姓，写进主家的族谱，摇身一变，就成为某位官宦世家的小少爷，有了这个身份，能与高门大户结亲，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能以主人家先人的名头，去外面招摇撞骗。

甚至更有甚者，遇见主人家子嗣单薄的话，未必没有想吃绝户之想。

本来，是各有各的矛盾。但是经过周梦臣一纸政令，让这些矛盾集中爆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求的。让各地地方官尤其难办，特别有些家族都是世仆，事情一纠缠，就跨越数代人，说当年某某主说过什么什么话，而这位某某的骨头都稀巴烂了。

怎么去查证？死无对证。

清官难断家务案，这事情更是家务案之中的家务案。而且这些奴仆的家产，到底是主家托付给他们经营的，是主家财产一部分。还是他们自己勤勤恳恳赚出来的家产？也搞不清楚。

各说各话。

至于那些“名为主仆，实同兄弟”的话，到底是客气话，还是真要将这奴仆列入族谱之中。另算一房，算是义子嗣子？

反正一团乱麻，地方官纷纷叫苦不迭。根本不知道，这些案子该怎么判？

周梦臣看见这些案子，也觉得头疼，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这是危机，也未必不是机会。”

什么机会，修订商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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