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乃后宫之主，出现在后宫任何地方都理所应当。不过，现实情况往往与理论或说名义并不相符，皇后在后宫中不但不能随心所欲，甚至反过来处处都受到限制。

她每日的生活无比规律，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这都是几乎分毫不差的，绝少会有状况外的情况出现——当然，后宫其他妃嫔也不例外，甚至包括两宫太后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是因为祖制。

对于皇帝的妻妾而言——当然也包括先帝的妻妾，她们名义上享有全天下女人之中最显赫的地位，但正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为此她们同样也要有所付出。

这种付出最重要的当然不是为皇帝生孩子——贩夫走卒的女人也要生孩子嘛，大家都是生孩子，你有什么特殊？事实上，皇帝的女人们最要紧的一点，是向全天下人显示规矩，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严格维系规矩的严肃。

是的，皇帝及其整个一大家子所面临的一切桎梏，归根结底都在于他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向天下人展示规矩，同时也展示他们是如何守规矩的。

无论是什么社会结构，其之所以能够稳定，就在于这一组织结构中的所有人都有自己需要遵循的一套规矩，并且绝大多数人也的确都按照这套规矩来行事。

封建皇权时代，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以及他身边的人之所以也会被规矩禁锢，原因就在于他们受到无数人的注目，一举一动都会被当做某种准绳。

因此，地位越高的人越发需要遵守规矩，否则一旦被曝光就会形成极其不良的影响：你这样高的地位都不遵守规矩，那我凭什么要遵守？

所以，遵守规矩本质上就是维系皇权。不惟皇帝本人如此，后宫嫔妃也是如此。

皇后娘娘历来是极重规矩的，比如说她每日必至慈庆宫、慈宁宫向两宫太后请安，甚至怀胎数月时也不例外。但是，今日有一点不同寻常——来的时间不对。在以往，皇后向两宫太后请安都是在一早一晚，而今日早上她已经按例来过，如今却是临近中午时分，这个时候怎么又来了？所以很显然，皇后娘娘此来必然有其他事。

李太后对自己这位儿媳还是很满意的，听闻皇后驾到，立刻吩咐道：“皇后既然来了，就快请她进来，如今还冷着呢，可别冻着了。”慈宁宫中的宫女闻言，连忙安排相迎。不多时，王皇后便从殿外而入。

此时李太后自然依旧端坐不动，而永宁长公主则已然起身相迎，面上也露出了亲切的笑容。长公主殿下多年来与皇后交好，这笑容可不是礼仪性的。

皇后进屋之后也是一眼看到永宁公主，同样露出微笑，甚至还在行进之中朝她轻轻颔首示意，然后才上前给李太后请安。

李太后道：“皇后，你产后不久，该当多多休养身子才是，怎的早上才来过，这会儿又来了，可是有甚事说？”

皇后面色一肃，忽然恭敬跪下，道：“儿臣今日意外得闻一事，思来想去，终以为紧要，须得秉奏太后懿断。”

李太后睁大眼睛，坐直了身子，十分意外道：“呀，出了什么大事？”

太后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皇后这番表现实在过于正式。皇后在太后面前虽然是晚辈，但因为其为中宫之主，一般来说不必太过拘谨。从自称而言，平时闲聊可称“儿媳”，稍微正式一些可称“本宫”，但一般而言是不会自称“儿臣”的。

儿臣，这个自称是直接对标皇帝，也就是按照“皇后为皇帝敌体”的标准来自称，通常而言只有在极其重大的场合或者事件当前才会这样使用。

皇后正色道：“儿臣风闻，皇上今日已经允许大学士沈一贯南下泰山、南京，预备封禅及亲祭太祖等事，不知太后可曾听闻？”

李太后果然也吃了一惊，但想了想却道：“哀家不曾与闻。不过，此事乃是朝政，若然有甚不妥，想必朝臣应有劝谏，你此来……”

你此来莫非不知道这是干政？

皇后一贯谨守规矩，当然不会胡乱干政，因此立刻作答：“儿臣事皇上二十有四年矣，岂不知后宫不得干政？儿臣此来也并非对此决定有何异议，而是有一件相关之事不得不问。”

原来不是反对朝廷决议啊，那就好，那就没事了。李太后顿时松了口气，点头道：“那你且说来听听。”

“皇上自继承大统以来，克勤克勉，德昭功显，朝廷上下对封禅一事大抵都甚支持，儿臣女流，自不敢言异。然则听闻封禅之事最多不过一两年间便将成行，如此则有一桩麻烦——皇上若离京南下，何人可以居守？”

李太后闻言恍然，原来是这件事啊。

居守，意思是留置守护，特指皇帝出征或巡幸时，太子、亲王或者重臣负责镇守京师或行在，基本上相当于监国。

按照大明的规矩来说，皇帝出远门，监国的基本就是太子。极个别时期因为没有太子，可能由亲王监国。至于重臣监国，这个目前尚未有过，只是理论上是可以有的。

皇后提出这个问题，李太后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现在可还没有太子呢，皇上要是南下封禅泰山和拜谒孝陵去了，那找谁监国？

要知道，现在不仅太子没有，京中也没有现成的亲王——皇上唯一的胞弟只有潞王朱翊鏐，而且按照一般原则来说，也只有潞王可以作为亲王监国。可是，总不能为此还先把潞王叫到京师来吧？

再说，大明的监国权力极大，而潞王在封国的名声可不算太好，真要让他监国，万一搞出点什么问题来，谁负责啊？

大明朝的监国制度，最开始朱元璋提出的，但因为太子朱标早逝，实际上不曾出现，朱元璋也就没有为此花费太多心血，制度上并不完备。后来朱棣靖难，监国制度才真正出现并且逐渐完善。

当时，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由起兵靖难，燕王世子朱高炽奉朱棣之命居守北平。

在这场战争中，朱高炽以一万多人马力阻建文帝朱允炆调集周边大军的多次猛烈进攻，使得朱棣的后顾之忧消失于无形之中。

在朱棣攻入南京成功即位时，仍令朱高炽居守北平，不但锻炼了朱高炽的政治、军事才能，也让朱棣的大本营北平固若金汤、稳如泰山，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支撑。

朱棣登基初始并没有马上册封皇太子，而且在登基第二年的春天才册立燕世子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炽在帮助朱棣夺取政权的靖难之役中可谓功不可没，但是在其被册封为太子的过程中却颇有曲折。

朱高炽坐上太子之位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汉王朱高煦，朱高煦身材健壮，精通骑射，常年于军中作战，身经百战，深得朱棣宠信。

朱棣在朱高煦和朱高炽之间犹豫不定，最终为了尽快稳定国家政权聚拢民心，还是册立了早在自己还是燕王时期就被太祖亲封为燕世子的朱高炽为太子。

朱棣的权利范围中心是北平府，所以在朱棣继位后便有了迁都至北平府的想法。在农业时代，迁都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十分耗时耗力。为了顺利迁都，加上锻炼太子朱高炽管理国家的能力，明成祖朱棣决定让朱高炽代为监国。

史书中记载：“朕今巡狩北京，命尔监国。天下之务，所系甚重。”

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第一次命太子监国，对于太子监国有了很大的期望，也赋予了监国相当大的权力，并命令各大臣在一旁辅佐，查缺补漏，以治天下之事。

对于太子监国的种种礼仪与权力的范围，分别在永乐十二年与永乐十三年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规定，明确了太子监国的权力与皇权存在的差别，史称“三番定治”。

在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共发生了六次太子监国，分别在建国前后各三次，其中五次由于朱棣御驾亲征、一次是北巡。最长的一次历时三年零七个月之久，最短的一次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朱高炽代为监国时手握权力巨大，拥有任免国家官员的权利，除了中央六部、都察院、地方布政使和王府以外的官员，太子都可以对其按律令进行升降或者任免。这些还只是人事权力，其余诸如司法权之类，连说都不必说了，基本就是“如朕亲临”。

正因如此，太子监国之时也往往会被皇帝留下一些亲信辅政——辅政的确不假，但他们显然也同样负有监督太子的责任。毕竟是如此巨大的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都不算特别保险，又何况是一位已经之国的兄弟呢？

李太后已经年老，但却没有糊涂。她虽然明白了皇后的话中之意，可因前不久自己已经和皇帝有过一番恳谈，如果这么快又和皇帝谈论朝政……她也不希望自己有什么明显的干政之举，将来在青史中留下污名。

“唔，这件事的确不小，不过祖宗自有成法，想必外廷总有明白人的，是吧？”李太后略有些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皇后听了这话，多少有些为难。有些话不是不能说，但最好不要是她自己来说。想到此处，她貌似沉吟，却悄然瞥了永宁长公主一眼，目光中捎带一些求援的意味。

长公主殿下至此也已经完全猜到皇后娘娘为何来得如此赶巧。很显然，自己在皇后娘娘心目中早已是友军身份——不管是仅仅代表自己，亦或者还代表高阁老，总之都是友军，都是皇后娘娘可以依赖的支持。

难怪高郎急急忙忙让我入宫呢……高郎之才，天下何人能与并肩？

想到这里，一向有些恋爱脑的永宁长公主甚至感到自己浑身发热，当即打定主意，一定要漂漂亮亮完成高郎的交代，切不可耽误了他的大事。

“哎呀母后！您巧您这话说的，连女儿都听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兄一旦南下，京里没有合适的人可以监国嘛！”

永宁长公主虽然此刻也已经三十出头，可是儿女在母亲眼里哪有能长大的？别说三十了，八十岁的女儿如小孩子一般向百岁母亲撒娇也丝毫不违和。

这下子，暗语被长公主点明，李太后也没法装傻充楞了，只好“恍然大悟”般地说道：“哦，原来是监国的问题呀！这倒是很要紧，不过好在同样的事情倒也并非头一次发生……哀家瞧着，就照世庙故事即可。”

皇后松了口气，但仍然再次看了永宁长公主一眼。长公主微微一笑，道：“母后说的是，依女儿看来这件事还真巧，甚至连年岁都相差仿佛。”

这话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世庙故事”——指的是嘉靖帝南巡，这也是原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皇帝出京巡狩事件。

不同帝王的巡幸，史书有不同的评价，如隋炀帝、明武宗的巡幸，史书在记述时多贬义；而如康熙的巡幸，史书在描述时却少有这类贬义的意涵。鞑清仅乾隆就曾六下江南，相比之下，明朝皇帝巡幸的次数无疑是较少的。

明前期，永乐帝、宣德帝北巡，被后世视为护卫北边的需要，备受褒誉；而英宗欲效仿先祖，御驾亲征，奈何落下个悲剧命运，成了蒙古人的俘虏，颜面扫地，多为后世责备。

贸然亲征确实不妥，然而联系时局可以发现，彼时的蒙古是瓦剌和鞑靼连为一体，蒙古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外加雄主也先有复元大志，可以说，英宗面临的是自元末以来最强大的蒙古。

永乐帝当年亲征漠北、西击瓦剌，对瓦剌、鞑靼两部也是一打一拉，不愿与他们同时为敌；鞑清康熙亲征噶尔丹，也不过是同瓦剌的一部作战；乾隆平定漠西蒙古，也只是击败了原明之瓦剌，且彼时漠西蒙古内乱严重。

由此可见，明英宗的主观失误虽然是一方面，而彼时的客观形势也是另一方面。英宗朝的明军，守御或还勉强，进攻并无余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由于大明差点因英宗亲征而亡国，因此后世朝臣对明帝远离京师十分戒惧，生怕自己规劝不力，继而耽误了社稷。也因此，明朝大臣对于帝王出京巡狩是十分抵触的，哪怕是紫禁城天气热，帝王去西苑等地消消暑，大臣们也觉得彼处不可久留。

究其原因，帝王巡狩或去郊区休养，终归了是离开了紫禁城这一权力中心，常朝等不免受到影响，且帝王的言行更难被朝臣们窥知，大臣们不放心！

到了正德时，武宗以好巡狩出名，南巡、北巡、西巡一个也不少，然而史家对他的评价多贬责，认为他喜好游玩，出巡纯粹是劳民伤财，这种评价显然有些偏颇。

“巡狩”这个词本就是为帝王创造的，巡狩本身无错，关键看帝王出巡做了什么。武宗北巡北边，不能说对北边防御没有帮助，至少皇帝亲临前线，虽肯定带来了骚扰，但同样也必然给了北边将士以很大的鼓励。

正德帝时，明朝面对的敌手是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达延汗统一了东蒙古，对明北边形成了全面地压迫，史料常称达延汗为“小王子”。正德帝北巡九边，又何尝不是对北边局势的担忧呢？游玩可能是一面，但为社稷着想也必然是一面。

如果皇帝只是在京郊西苑、西山避暑消凉，或者去昌平谒陵，那么还不能将之视为巡狩，毕竟连京畿都没出，也谈不上什么巡视民瘼和军情。有明一代帝王最后一次离京巡狩，就是嘉靖十八年的嘉靖帝南巡。此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皆未离京出巡，最多就去了下昌平。

隆庆帝是没空动，因为他主政前期俺答汗隔三差五破边到山西等地劫掠，后期则虽然完成了俺答封贡，但他自己身体垮了，就算想动也没什么力气去动了。

万历帝是不爱动，原历史上的俺答封贡发生后，明蒙关系还比较和睦，但万历帝最远就去了昌平拜谒祖陵。后来因为国本之争和百官打起了冷战，自然也就更没有出京的意思了。

泰昌帝也没空动，因为在位时间实在太短，这就不说了。天启帝时，后金已经崛起，缺乏出巡的外部条件。崇祯年间，后金和蒙古联军每隔几年就到明京畿一游，最远还去山东济南俘虏了德王，崇祯帝更不敢动。

其实崇祯末年，崇祯帝一度有南狩的念头，奈何局势发展太快，大顺军以迅雷之势，连破山西、大同、宣府、居庸关，他又还担心自己南巡落下狼狈之名，犹豫之下最终南巡无望，明亡不远矣！

嘉靖帝由藩王而为帝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总之每逢清明节百姓祭祖之时，嘉靖都不能亲临显陵拜谒，因为实在离得太远。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嘉靖帝心想：把生父陵寝迁到北京不就得了？

他让大臣们讨论迁陵之事，当时为礼部尚书的夏言说：“兴献皇帝的体魄已经埋葬很久了，如果我们贸然打开陵墓，怕是泄了陵寝的灵气，恐怕兴献皇帝也不愿意这样啊！”嘉靖帝怕自己的好心被冠以不孝的名声，便暂时放弃了迁陵。

嘉靖十七年底，嘉靖皇帝生母蒋太后去世了。太后生前说：“请儿子务必把我跟你父亲葬在一起。”嘉靖帝谨记遗嘱，便又想把显陵迁到北京大峪山。但是承天府那边来报，说显陵玄宫渗水被淹了，恐怕难以搬迁。

嘉靖听了十分震惊，承天是自己的发迹地，显陵是生父的陵墓，不能让老父亲黄泉之下不安心啊！于是便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于嘉靖十八年带领夏言、严嵩等文武百官南巡湖广承天府，查看明显陵情形。

这一次南巡，既是明帝最后一次巡狩地方，也是一次由年幼太子出任监国的故事——永宁长公主方才说“连年岁都相差仿佛”，就是言及至此：那一年的太子年仅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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