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应桢带着高务实指点的“建设性意见”回府去了，高务实将与岛津家接触的相关事宜基本交给了他去办。

总的来说，这份“建设性意见”就是让朱应桢忽悠住岛津家进行发展向的改革，让他们觉得之所以会被丰臣秀吉击败，根本原因并非萨摩武士不善战，而是在于丰臣秀吉的经济实力碾压了萨摩，故而可以用十倍兵力强行平推。

这也并非忽悠而是事实，岛津家的人肯定能明白过来，如此便能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这个计划自然还是高务实最擅长的：由经济渗透逐渐强化到经济控制，最终形成京华为树、岛津为藤的状态，一如今日之土默特一般。

届时，无论京华要做什么，岛津家都只能跟随，否则便会出现经济上的总崩溃。那种崩溃甚至不仅只是民生凋零，而且还会导致藩政大乱，底层武士揭竿而起的局面，对于岛津家来说便是万劫不复。

要达到这一目的，主旨便是要掌握萨摩的经济命脉。不过萨摩眼下还很落后，所谓经济命脉无非就是农业，而商贸只是一种补充。

掌握农业显然不是高务实有兴趣的，况且也做不到——当前日本归根结底也是土地分封制，高务实拿什么去掌握人家的封地？

所以高务实的意思是，让岛津家搞出一两样拳头产品，并且这一两样拳头产品带来的收益要能够力压传统的农业收入，成为萨摩藩政收益的大头，进而形成萨摩全藩都离不开这种收益的局面。

这种思路对于小国来说很有用，比如后世韩国经济崛起，靠的不就是几个财阀巨头么？

不过高务实的目的终究是控制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本土来发展，所以这一两项拳头产品首先要满足的一点就是：它们离不开高务实的支持，一旦离开高务实，便会出现产业崩溃，成为萨摩藩“不可承受之痛”。

高务实前世曾经粗略了解过日本崛起的历史，在他看来日本若为德意志，则萨摩当为普鲁士。萨摩藩毫无疑问是日本近代崛起的发动机，其对日本近代化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拥有日本陆军”的长州藩。

后世人所熟知萨摩藩，为外样大名岛津氏属，表高77万石，居日本第二，藩城为鹿儿岛城。不过很不凑巧的是，当前的萨摩藩因为被丰臣秀吉教训和惩罚，表高降低至六十万石出头，实力大衰。

萨摩藩及岛津家的历史之前已经简略说过，此处不再赘述，只说下萨摩藩此时的经济问题。

如果说财政问题是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至江户时期(德川幕府)普遍困扰各藩的一个老大难，那么萨摩的情况之难恐怕要居各藩之首。

由于很多历史原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萨摩藩在这一时期两百年多里基本上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长年的囊中羞涩加上地理的偏远，让萨摩藩士被视为乡下人而屡遭歧视。

地域歧视这种事在日本是很常见的，比如赤穗藩浅野家就被看做“乡下大名”，因而被要求学习礼仪，结果引出来个忠臣藏的故事。而这个赤穗藩在播磨国，歧视离京都并不是很远。

那么对比一下，比赤穗藩更远的萨摩藩，其地位在“城里人”眼中可想而知。这种不公正待遇可以说对日后萨摩藩士的积极参与倒幕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因为被视为乡下甚至蛮夷，对于萨摩藩来说，成功的财政改革的意义是相当非凡的。作为幕末四大藩国中的头号强者，萨摩藩能从一个两百年来濒临破产的藩摇身一变成为雄藩之首，乃至开创后来近百年的藩阀政治，没有稳定的财力支持。那是不可能的。

萨摩藩自开藩后，财政问题一直是藩政头号问题。正是因为财政上的困境，萨摩藩一直不能开展各种改革事业，造成萨摩藩的长期落后，而长期落后的意识又反而成为改革的阻碍。

萨摩藩的财政问题主要出在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支出都太多。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萨摩藩的藩组织体制相当独特，名叫外城制。这个独特的制度近似于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制度，是岛津家自被镰仓幕府命名为守护后的一种历史遗留。

外城制的最大特点，是他的武士并不聚集在主城附近居住和生活，而是居住在田间地头附近的小型据点里。萨摩藩内存在有大量的称之为“麓”的山地城寨和平原城寨等小型军事据点，这些地方统称为外城(岛津家当主的主城是内城)。

在这些军事据点中，居住着大量的半武士或准武士的集团。这些人平时耕种，战时组织起来出击。

这个情况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岛津家作为镰仓幕府时期的守护大名，为了尽快统一本地而因袭了御家人制度，对领内大量的地方豪族和其郎党都予以了保留，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郎党就转化成了所谓外城士即准武士。

另一方面，外城制也是萨摩藩长年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个结果。因为萨摩藩自进入战国以来，直到德川家开幕为止就一直没停过战争，因此对比他藩而言，萨摩藩需要更多的动员兵来维持其战斗力。

所以萨摩为了能兼顾战争和耕种，而且也为了便于控制国家，就大量设立准武士人员遍布各乡。萨摩藩的武士占总人口26%以上，接近40%，人数比例之高即便在日本也是不多见的。

而且，岛津家是在几乎完成九州统一的目标时，被丰臣秀吉打败而被迫吐出大量土地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严重后果：在统一九州时期已经设立的大量武士和准武士一下就失去了土地，然而岛津家又不能将其抛弃，结果便造成了萨摩藩藩士众多的情况。由于藩士太多而领地又遭到了削减，所以这些藩士的俸禄问题自然极让萨摩藩挠头。

第二个问题来自于后来的德川幕府，不过由于当前还没有发生，就不细说了，大体上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由于岛津家在关原合战中站在西军一方，因此后来德川幕府一直给他们穿小鞋，造成了萨摩藩各种莫名其妙额外支出。

财政问题无非收与支，也就是“源”与“流”，而除了名目繁杂的支出外，萨摩藩的收入也有很大的问题。

之前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衡量财富的尺度是米的产出量。因而产米的土地乃是财政的基石。萨摩藩的土地在后世划成了鹿儿岛和宫城两县(日本的县比市大，原因可自行百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一种日本独有的小高原，叫做シラス台地。

这种小高地的形成是因为活火山的喷发，由其所流出的的熔岩和岩石碎片所堆积而成。这样的土地在后世日本的鹿儿岛县占52%，宫城县占16%(萨摩土地都在这两个县)。

这种土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壤保水性极差，雨后经常涌水，使得作物的培植非常困难，而且因为火山灰和碎片的堆积，附加以河流的冲刷，使得这种土地容易出现各种奇特的地貌。

多变的地貌加剧了灌溉的困难，而且萨摩藩所处的位置面向黄海和东海，往往成为大型台风的登陆点。灌溉困难和大量的自然灾害，使得萨摩藩虽然名义上有77万石(现在60万石)的收入，实际上收入往往只有35万石多点(现在30万石)。

收入的低下和支出的高昂，再加上长年战争的消耗，使得萨摩藩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极度贫困。

在原历史上，为了缓解这种贫困的局面，萨摩藩的解决办法就是向琉球出兵。在岛津忠恒时期，通过征服琉球，岛津家夺取了奄美大岛四万石的土地。同时获得了从琉球的朝贡贸易中捞取利益的权利。

这一举动不仅大大缓解了早期和中期萨摩的财政窘况，而且也让萨摩获得了强大的经济来源：比如说奄美大岛生产的黑砂糖。

砂糖当时在日本是贵重的货物，从本州到九州的各种地方的点心还有传统的酒酿，制作时都需要黑砂糖。而这时日本国内黑砂糖出产地最大者即为琉球，所以这份巨大利益为萨摩独占。

黑砂糖甚至为萨摩藩建立了财政信用，藩厅借助黑砂糖之利，成功获取了大阪等地商人的大量贷款，为早期和中期的藩财政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助益。

然而，萨摩藩夺占奄美和黑砂糖利益，也仅仅是有效缓解了财政上的窘迫，实际上只是让萨摩处于一种半饱饿不死的状态，籓财政仍然需要借款以维持日常的开销，而借款所附加的高额利息，渐渐成为萨摩财政的又一重大负担。

因此，早期萨摩的各项改革只不过是缓解了财政危机，并不是真正扭转了财政困局。甚至为之后的财政增加了重大困难(利息)，本质上来说依然处在破产边缘。

而现在由于高务实的存在，萨摩藩连琉球群岛也肯定拿不到了，因此砂糖的这笔吊命钱也已经注定与他们无缘。可以说此时的萨摩藩财政问题之严峻，实际上比大明朝廷还夸张。

高务实打算通过朱应桢给他们的建设性意见，说起来真是很有中国古代的一贯特色：专卖制度。

当然，不是盐铁专卖，是硫磺与樟脑的转卖制度。硫磺与樟脑是萨摩藩对外贸易的主力产品，京华在九州岛主要收购的货物就是硫磺，而朱应桢家做的则是樟脑买卖——此前三池港冲突中有提过这一点。

实际上高务实很清楚，台湾岛的樟脑产量更大、质量也更好，不过台湾开发还只是刚刚起步，到今年为止也不过移民了不到二十万汉人，还远远达不到跑去深山老林开发樟脑的时期。此时此刻，萨摩藩还能继续把樟脑贸易当初财政主力来经营。

不过，萨摩藩落后的生产和销售体系显然与大明民间强大的购买力不匹配。按照高司徒的估算，萨摩藩的樟脑产量就算提高十倍，扔进大明也不过打个水花。这就完全有必要让萨摩藩摒弃过去那种放任自流式的发展和管理，进行官方改革，由藩厅掌握管理权，并与北洋海贸同盟签订独家供销合同。

与此同时，硫磺贸易也是一样。对于火山众多的日本而言，硫磺这玩意接近于天赐——白送的货。整个日本由北到南哪都有产，不过后世的主产区是东北和关东。

产量问题高务实倒不必担心，也没必要去和后世对比，毕竟后世的硫磺用量远超当前不知道多少倍。反正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萨摩好好开发和管理，他一家的产量都够整个京华四处开战了。

当然话说回来，高务实也不打算真让萨摩藩成为京华硫磺的唯一供应地，或许他能容忍在寻常时候都从萨摩拿货，但在台湾等其他有硫磺产出的地方也一定会维持低程度的开发，以避免万一萨摩或者日本局势失控，京华出现硫磺短缺的困扰。

不过，按照高务实的粗略估算，萨摩即便把硫磺和樟脑改革为专营体制，也不足以真正强大起来，大抵也就比原历史上夺取琉球砂糖之后略强一点——除非京华真的到处开战，硫磺需求量大增。

故而在硫磺与樟脑这两个传统产品之外，高务实还需要给萨摩再指一条明路，同时也将其更加牢固地捆绑在京华这条大船之上。

这一次，高务实做出了一个符合原历史发展而又能被他所控制的产业：玻璃制造。

原历史上的萨摩藩后来搞出了“萨摩切子”，即纯手工用金刚砂在水晶或玻璃器表面切割磨刻细腻花纹的工艺(可百度“萨摩切子”、“江户切子”)。不过原历史上这种技术的出现很迟，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原因倒很简单，那个时候玻璃才比较普及。

但随着京华两洋舰队的扩大，双筒望远镜的产量迫切需要提升，因此高务实近来也在考虑将东方玻璃产业发展纳上日程——之前用的都是天然水晶，原材料方面有些麻烦。

按理说这项产业不应该放在并非本土的日本萨摩，不过高务实并不太担心这一点，因为在这个时代的日本，玻璃工业要发展是离不开他高某人的。这个信心不是来自于技术管控，而是来自于原材料管控。

在很多穿越作品中有一个误区，就是玻璃等着穿越客去发明，再出售海外博取逆天利润。但是其实玻璃很早就已经被古人发明了，约公元前3700年前，古埃及人已制出玻璃装饰品和简单玻璃器皿，不过当时只有有色玻璃。

约公元前1000年前，中国就制造出无色玻璃。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商品玻璃，并开始成为工业材料。鞑清初年，为适应研制望远镜的需要，制出了光学玻璃。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即我国古代的玻璃一直是较为简单的低温铅钡玻璃。因为化学成分和烧成温度的原因，遇到热水就炸，因而根本无法用来做生活器皿。这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属于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后者虽然透明度较差，但却结实耐用，遇热不炸裂。

因此，我国古代的玻璃只能局限于装饰品，而很少被用作饮食器具，更谈不上制作光学玻璃了，但是很显然，高务实需要的就是光学玻璃，也就是后世常见的玻璃。

玻璃的原料谁都知道，无非是石英砂、石灰石、长石、纯碱。前三种原材料几乎全世界都有，日本也不例外，但最后一样纯碱就不同了。

古代制造纯碱的技术有道是有，但很麻烦且不经济，真正能用的其实只有天然纯碱，高务实的香皂生意所用的纯碱也都是天然纯碱。

天然纯碱这东西就不那么常见了，尤其是达到“具备开采价值”的就更少得可怜。这玩意也就是碳酸钠，又叫苏打、块碱、石碱、口碱，广泛应用于印染、制革、食用。天然纯碱主要存在于盐湖中，产量有限，古人早就使用，但在现代“人工苏打”问世前，这是工业化生产的一大制约。

很遗憾，日本在这方面很磕碜，天然纯碱产量可以忽略不计。顺便纠正个错误，从草木灰制取的碱汁不是碳酸钠，是碳酸钾。盐碱湖里搞出来的才是碳酸钠。

那这玩意谁有？土默特就有。大明的纯碱主流名称就是“口碱”，原因就是来源于土默特：因为是从口外而来，故有此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产区在河南——但高务实原先不知道，他也是前不久才被刘馨告知的，所以还没有进行开采。

总而言之，在东亚范围内，值得开采的纯碱产区现在都直接或者间接被高务实掌握着，他完全不必担心萨摩掌握玻璃制造工艺之后能反过来卡他的脖子。

况且以他高某人的谨慎，也没打算把整个制造工艺和生产基地全部交给萨摩，他的想法是基本制造由京华来搞，后续的加工打磨等一系列操作交给萨摩。

玻璃产业当然是利润巨大的，精加工的附加值就更高了，所以可以预计萨摩一定会逐渐加大投入来换取这笔利润。

但这是符合高务实需求的，因为在这个体系之中，萨摩是鱼，而京华是水。

没有鱼的水还是水，没有水的鱼只能是死鱼。萨摩在这方面投入越大，就越离不开京华，再加上之前的硫磺和樟脑，届时的萨摩就只能乖乖呆在京华的贼船上，根本不敢跳船。

糖衣毒药已经备好，就等饥不择食的岛津家上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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