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人尤其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两日之后，高务实刚刚完成对户部各项工作的交接，并审视了万历元年以来历年的户部度支册薄，紧接着便有一道名为《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上呈皇帝。

当然，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是以头一个看到正文的，乃是诸位阁老。

《取用疏》开篇颇有意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高拱当年关于“义利之辨”的说法。

“臣户部尚书高务实谨奏：《大学》何以言主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

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辩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

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政治用意十分明显。不过，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一直以来他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确实是一种高见。其中“聚人曰财，理财曰义”是批驳宋儒“以名为利”的观点。

与之相反的，则是高拱赋予了“义”和“利”全新的解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谓“义”，就是理财，是管理国家的财货；所谓“利”，当然就是聚财，聚集人才去创造财货。

由此而来，“义”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社会大众为国家创造的利益的总和。

如若一心只为国家谋利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则义即利；反之则义非利。因此，“义”和“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对于公利和私利有着严格的划分，在他的著作《问辩录·孟子》中曾经这样写道：“孟子之学，最严于义利之辩，故于篇首发之，不夺不餍，是利而不利也。不遗亲，不后君，是不利而无不利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所以高务实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当前朝臣们都很清楚的，高务实以此开篇先声夺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务实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继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当初的理念为基础。

同时，这也是团结实学派力量的一种手段，毕竟从“高党”到“实学派”，本身就是从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到以施政理念为纽带的政治集团的一种转变和升华。

接下来，高务实奏疏中继续写道：“盖谓有国家者，不当私其利于已，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其利于人，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亦未尝利也；以义为利，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其利为无穷矣。是则义利之辩如此，为人君者，可不深省于斯？”

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义利之辨”为何重要。事实上，这一段不仅是强调“义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

“我国家以农为本，逐商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训。农者天下之本，亦为财货之本，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则国必盛焉。然则天下皆农，果可行耶？臣不以为然。

臣以为农之为本，如树之有根，根深则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为木，其势在干，其荣在叶。虽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轻其干、叶者也。

今臣有一言：无士则国不明，无农则国不稳，无工则国不强，无商则国不富。士农工商，虽有先后，独不可偏废，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为其首，农为其身，工为其手，商为其足。倘只余士农，则其人不可行动，不可作为，乃与人彘何异？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泽被天下，惜农悯农，制诰以训。天下社稷，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终以重农悯农为要，诚推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而苏辙《元祐会计录叙》中则又言：‘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计其内。如此观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岁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独不以为异哉？”

说上干货就上干货，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他虽然只说了宋朝，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是以不必多说。

至于结果，当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高务实用了“不啻十倍”来形容。接下来还没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粮食(大致估算的产量)、布帛、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生产力”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他疏言：“故前宋岁入约一亿，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不过三成而已；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故臣言：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宽民爱厚，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圣人之所倡，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圣人教化，自也倡导仁政，然则税之一事，非独减免既以为仁政者也！

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又曰：官员任免虽有所制，然貌忠实奸、表里不一者自古未可尽察，若朝廷重税以征，其作奸犯科、贪婪自取者所获十倍于今则如何？

臣以为，此正早定规制之所急要也。凡税之所征，账目须清，一两一钱，来去明晰。此非独税法之所当变，户部等衙计度旧制亦当有所更易。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层层查漏，级级追缺。

凡账目不对，须逐级而对照；事出必究，穷十代而未尽！臣请效兵部四侍郎旧制，亦于户部另设二侍郎，分掌两新曹。此二新曹者，一曰审计署；二曰关税署。

前者专司审计，下辖六司。曰农业审计司，曰工矿审计司，曰商业审计司，曰关税审计司，曰度支审计司。

后者专司边贸海贸，下辖五司。曰边市司，曰海港司，曰陆缉司，曰海缉司，曰政研保障司。

其上两署十一司详情，臣已随疏具奏……”

内阁收到的这道奏疏后面，果然还附带了一封厚厚的条陈，详细说明他所提出的“审计署”、“关税署”连个“新曹”的作用、功能，以及所管辖的范围、要达成的目标。

此外，又对两署的十一个司做了具体说明，包括每个司成立的意义、功能、目标等等，全都详细说明了一番。

即便是申时行，对高务实的这道奏疏和“随疏具奏”的条陈也不得不心下赞叹。

尤其是附上的那封条陈，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之多，其关注的具体事务之详细，所作安排之周全，完全超乎申时行的想象。

申时行心中赞叹之后，又不觉深深警醒：高务实履新户部尚书不过三日，户部那么多官员能不能全部认得都不好说，怎么可能就搞出如此详细的新设两署计划来？任他高务实如何天纵英才，那也绝无可能。

因此只能说明一件事：这计划必是早已有之！

天知道高务实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了！

但申时行左思右想，又觉得高务实此前应该也没有料到过自己会被调任户部尚书。毕竟以他六首状元的身份，哪怕曾经外放地方为官，回京之后应该也不会考虑从户部而入阁，而是走礼部入阁，或者干脆效仿他三伯高拱，再开一次大明的先例，由吏部尚书入阁！

反正高务实肯定是想着要入阁的，这一点申时行用脚指头都能想到。

既然如此，高务实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居然就琢磨起了户部这些事呢？他琢磨这些事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申时行以己度人，当然不会认为高务实这么做真的只是为了挽救大明朝。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开始跑偏：难道高务实认为他凭借“天下文胆”、“天下第一文帅”等身份还不足以固宠，还要把自己打造成为另一个蔡京？

(注：宋时蔡京所以受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理财能力在徽宗看来基本无可替代，不过明代文臣则一般认为他的财政手段不过是苛政罢了。这里申时行以蔡京来比高务实，也是出自这一考量。)

一想到蔡京，自诩为正人君子的申时行不由得惊出一身汗来，昔日严嵩当政，便有很多人将之比为蔡京，可见蔡京极盛之时的权势和对皇帝的影响。

如今高务实对皇帝的影响恐怕已经不弱蔡京、严嵩当年，他现在又管着户部，甚至要把户部也搞成兵部那样的“四侍郎制”，先前申时行还只是觉得他的计划至少看起来颇为周详，如今回头一想……

糟糕，他这是在培植势力啊！

为什么这么想？且不说户部多了两侍郎之后，户部尚书的权威肯定更盛，就单说他那个“审计署”里头就有很大的猫腻！

被高务实摆在审计署六司最后一个的，叫做“度支审计司”，这个司虽然级别不高，只是个“司”，主官不过是正五品的郎中，但它权限极大！

有多大？中枢各衙门的财政用度，全都要经过它的审计！年初入账的时候要审查一番，年末出账还要归它核查，看你这衙门今年的开支是不是对得上，有没有瞒报，有没有滥用！

申时行倒抽一口凉气，额头上连汗都下来了：好你个高务实，你是要掐住整个中枢各部衙的脖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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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这章用古文写的地方有点太多了，我从晚上六点多写到十一点一刻。以本书的订阅情况来看，我这个“费效比”是真的太差太差了，如果换了高务实的话，我猜他一定会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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